如何认识西方“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经济模式（3）

三、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局限性

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这一基石之上，过度迷信市场自发调节作用而妖魔化政府的正当地位和作用，使其固有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即难以化解生产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

其一，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日趋严重，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新自由主义泛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普遍放弃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同时不断强化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大市场小政府”成为整个西方国家经济体制调整的共同方向，政府则从根本上放弃了对产业结构变迁和升级换代的必要指导和引领，其结果是产业结构从早期的制造业占据支配地位迅速转变到高度服务化轨道上。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纺织、服装、造船、炼钢、家电、汽车等产业开始衰退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由贸易、金融、保险、咨询、广告、旅游、餐饮等构成的金融服务业逐渐成为支柱产业。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次产业中，各次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第一产业约为10%，第二产业约为15%，第三产业约为75%。

其二，金融自由化频繁引发危机，全球经济屡屡遭受沉重打击。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国家普遍走上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自由化的道路。各国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原有的专业分工界限，综合经营各种金融业务，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传统信贷业务逐年减少，债券业务迅速增长，融资方式的证券化趋势迅猛发展。西方国家推动金融自由化的表面理由是为了将陷入“滞胀”泥沼的经济拉出来，恢复往昔的繁荣，深层原因则是为金融寡头握有的巨额过剩金融资本寻找谋利空间。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后果是金融大鳄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金融危机频繁爆发。2008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

其三，经济高度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在“大市场小政府”体制模式条件下，西方国家政府不但极力为金融自由化提供便利和支持，还竭力为金融资本支配国民经济和走向世界扫清道路，这就必然加快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最初金融资本凭借对资金供给的控制而支配实体经济成为金融寡头，进而贪婪的金融寡头脱离实体经济，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内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呼风唤雨，巧取豪夺，使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而实体经济则日益衰败。

其四，财政严重债务化，债务危机频繁爆发。随着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人群的收入增长缓慢，而极少数金融精英却获取了巨额收入，造成了社会财富占有的严重两极分化。为了防止社会矛盾激化，西方国家政府不得不加强公共福利支出，但是，在产业空心化和金融化使财政收入来源不断枯竭的情况下，入不敷出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政府不得不靠发行债务维持公共支出，从而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包袱。当下的发达经济体政府个个债台高筑。

其五，中产阶级趋于没落，两极分化和社会对立不断加剧。现在，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社会近40%的财富，而底层8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16%的财富。随着中产阶级的没落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会形成了1%最富有人群与99%低收入人群的严重对立，这种状况仿佛回到了财富占有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阶级结构重新表现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集团的对立。

其六，经济复苏无望，停滞常态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政府积极抗击危机，试图摆脱危机和衰退，实现经济复苏。西方各国政府的反危机手法大同小异，一是由政府出资救助大金融机构，以防止金融体系瘫痪引发更大的危机；二是由政府出面对面临破产的大公司进行救助；三是紧缩财政开支，减少财政赤字，缩小债务负担；四是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用接近于零的利率水平刺激消费和投资；五是实施“再工业化”政策，鼓励海外投资回归本土，以提高就业水平；六是加强对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等方面的投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七是实行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反倾销和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严格限制外国商品和服务进入本国市场。这些政策措施对制止金融危机的深化产生了一定作用，令经济貌似止衰回升。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解决引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问题，真正反映经济运行质量的指标，如就业、收入、投资、消费、技术创新等指标持续低迷，并没有出现向好迹象。

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收入两极化、财政债务化、停滞常态化等问题都与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所贯穿的政府不干预教条密切相关，是其过度迷信私有制和市场，妖魔化国有经济和政府干预应有地位和作用的结果。美国陶氏化学公司主席兼CEO利伟诚也表示：“长期以来，太多的聪明人认为纯自由市场法则，将帮助经济（至少健康的经济）找到正确的平衡。但是就像过去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个经济体本身不能简单地实现平衡。实现平衡需要行动，它需要干预。”他不无忧虑地指出：“是时候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在每个场合都让市场法则起统治作用，我们将变成全球经济最大的旁观者、潜在的最大被淘汰者。我们的消费者将发现他们自己有更多的债务和更少的钱花费。我们的商业将有更少的资源用于研究和开发。我们未来几代人将缺少机会。”这些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