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周边公共外交：理念、问题与对策（3）

（三）缺乏对国内公众的有效整合

无论从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国外发展的普遍经验看，公共外交都是为总体外交服务的，公共外交的主导权理应由政府部门掌握，而具体执行公共外交的主体毫无疑问应是社会公众。但在目前，这仍是相关工作的短板之一。例如，涉藏问题与周边外交紧密联系，在国际媒体却少见中国声音。2009年3月17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首次组团出访美国，一些参加会见的美国国会议员表示，西藏的人民代表几十年后才第一次走出来，而达赖喇嘛的代表几乎每周都去美国国会发言，占据了美国主流媒体和社会舆论的话语空间。[9]

未能善用公众和媒体的特殊作用，已成为周边公共外交工作的瓶颈之一。诚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所言，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的最大差异在于，“公众不能代表国家表态，更不能处理外交事务”，也正因如此，公共外交“可以更为宽松、生动和灵活地采取多种形式在多种场合发出声音”，“也容易取得信任感。”[10]

推进周边公共外交，不能仅仅依靠外交官，如果不重视提高人民代表、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的外交素养和参与意愿，周边公共外交将举步维艰。当前，未能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也和我们在实践中未能首先做好“公共内交”——在国内舆论中厘清误区和统一认识——不无关系。[11]如果缺乏对于国内公众的思想统一与实践动员，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公共外交势必难以形成合力，且存在着思维混乱的隐忧。比如，近年来一些国内媒体为了博取关注，常常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上哗众取宠，自行其是解读相关政策，引起了不良的外部反应。

（四）缺乏对中国话语的系统建构

当前，在既定的国际格局特别是周边秩序中，公共外交承担着对外阐释中国战略的责任。诚如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所观察，中国现阶段的战略是“希望国际合作奏效，不希望推翻当前国际体系，而是对其进行改革”。[12]在“参与”的同时推动“改革”，这决定了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处于两难境地。中国既要提出“中国方案”，也须避免引起西方国家的舆论猜忌，还要在推进国际合作的同时避免完全陷入西方国家的话语秩序。

受传统中华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的影响，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外交伦理观。然而，无法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准确表达不同于西方的外交伦理观，已成为中国在周边公共外交中所面临的最具根本性的现实挑战。自新中国成立，老一辈领导人非常重视在外交言行中体现大国风范，在中国的外交辞令和对外表态中，很少出现仅关于自己的利害问题；即便在表达外交斗争的内容时，也必定包含着维护亚非拉国家和世界人民整体利益的前提表述。[13]20世纪80年代后，上述情况有所改变。对此，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曾经指出：“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吸收西方的各种长处（这是必要的），宣传上曾有过一些对西方过分认同的现象。”[14]冷战结束后，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国家利益逐渐成为中国外交辞令中的常见用语。诚如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所言，中国根据美国“以实力为导向”的话语逻辑，翻译并阐释自己的重要立场，外界据此认为“中国必定根据自己的利益崛起”，“建立势力范围，驱逐美国，独占南海，也不足为奇”。[15]

如果将西方话语中的“权力定义利益”奉为圭臬，周边国家便会陷入与中国在国家利益上不可共处的认知迷思，中华文化所倡导的群体间的相互体谅与和谐共生等理念也势必会丧失国际信用，中国文化与外交传统的独特魅力亦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