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周边公共外交：理念、问题与对策（5）

（三）建造一个宽平台：凝聚社会公众的资源与共识

做好周边公共外交，必须突出社会公众的主体地位，打造一个能够调动国内外公众热情的宽广平台。周边公共外交的主客体皆人数庞大，不是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所能包干管理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改革和简政放权的要求，我们也应在周边公共外交工作中借鉴和贯彻简政放权的精神。政府可以从宏观上制定战略、进行引导，但更多的是提供服务、而非直接管理，否则，既管不了，也管不好。[20]未来，应广泛动员国内公众参与周边公共外交。

首先，新闻媒体是面向周边国家舆论的直接出口。在对外工作中，外事部门与宣传部门必须密切合作，打破内宣与外宣的藩篱，牢牢把握对外传播的舆论导向。外交部新闻司应定期给主流媒体吹风，使主流媒体更好地认知和理解我国外交政策与策略。

其次，企业和劳工日益成为中国在周边国家进行公共外交的一线主体。当前，要抓住周边一些国家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机遇，鼓励中国企业赴周边国家投资兴业。这些“走出去”的企业和劳工应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在当地多做回馈社会的事情，承担社会责任，遵纪守法，与当地人和谐友好相处。

最后，智库、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等是中国在周边国家实践公共外交的新兴主体。例如，针对当前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公共外交难点之一——菲律宾，要认清其“深受天主教和西方长期殖民的双重影响、公民社会相对发达且华人华侨众多的特征”，把教会、智库、公民社会组织和侨社等纳入公共外交的对象。[21]

（四）确立一项总战略：致力于中国话语的总结与传播

做好周边公共外交，必须从根本上认清中国与西方大国迥然有别的外交理念，并善于在对外传播中将这一理念表述清楚。未来，须特别注意摆脱霸权叙述的话语框架，向周边国家展示一个具有特色、与众不同的中国形象。

德国国际关系学者贝恩格鲁提出，在当今世界，从巴西到土耳其再到中国，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收入和生产中的份额不断增加，自然会促使它们“重拾各自的文化基础”，“并根据自身利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22]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今天，建构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国际话语权，通过持久的文化交流，润物细无声地争取人心，是公共外交工作的最高境界和终极使命。未来，我们必须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着力塑造融合了历史传统的现代文明意识，使以“亲、诚、惠、容”为指导的公共外交工作具备更加厚实的文明基础。

说到底，公共外交在周边地区的目标之一，便是与邻邦营造相通的话语体系，找寻超越传统霸权路径的国际关系新视角。今天，周边某些国家对于中国的攻讦，事实上主要是基于西方文明所熟悉的话语，包括“威胁与安全的对比、专政与民主的对比、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比、国际规范与国家利益的对比”，“均缺乏话语软实力”。[23]有鉴于此，为了区别于“西方的世界观”，新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在对外关系中逐步倡导“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提出了西方国家陌生、发展中国家向往的一种“群体导向”的新型世界观。

中国与周边大部分国家共享着持续了上千年的历史渊源，其中隐藏了现代西方大国所无从体会的传统文化脉络。未来，摆脱西方话语，与周边国家一同实践“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内涵，是制定周边公共外交战略无法绕开的课题。

注：

本文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外交软实力：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KDC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