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政治学科溯源

近年来学科史研究颇受海内外学人重视。就政治学而言，除了一般性的历史回顾，较为具体的研究成果涉及“西政”东渐与本土回应、跨语际的文本对译和“新语生成”等方面内容。这些研究成果显得支离破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项目《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形成》（项目批准号：06CZS018）观照到了这一学科历史的整体性。

近代世界进入西方政治学化进程　　

晚清民国为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时期，政治学即于此时从西方主要经由日本输入而确立。作为现代学术分科之一的政治学，从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到内容体系，与中国传统的学问系统相比，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钱穆看来，中国虽“不有政治学一名”，却最重政治，“孔子儒家之学以心性为基本，治平为标的，一切学问必以政治治平大道为归宿”，“故非兼通四库，略知中国文化大义，即不能通知中国之政治”。而在近代欧美，所谓政治学是在德国die Staatswissenschaften、法国les sciences politiques、以及英美的politics、political science(s)等概念下，被埋没在伦理学、历史学、行政学（官房学→警察学）、国法学（公法学）当中未被分化出来。美国政治学早期由于受欧洲学术影响，先后经历了先验的、演绎的和历史的、比较的两个发展阶段。进入20世纪之后，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迅速衰落，代之以观察、调查与测量，心理学与统计学的方法也开始出现。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政治学。　　

近代以来，随着欧美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西方政治学也被输入到世界其他地区，各民族、国家原有的政治学传统因此而受到挑战、破坏乃至转型重构。在东亚地区，日本率先步入了西方政治学化的进程。由于来源渠道或“志向性”不同，近代日本政治学分为“国家学派”与“实证学派”两个流派。国家学派继承了明治维新以后的解释启蒙论，特别是对明治宪法的制定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德国国法学更是推动了这一学派的发展；实证学派受英美近代政治学的影响较多，走的是一条近代政治科学性研究的路径。由于受明治“大权政治”和官僚政治体制的影响，官立学院风气以国家学为主导，形成了政治学=国家学的公式。

　　西方政治知识在“西学”中无足轻重　　

中国自然不能置身于这一进程之外。论西学的输入，一般要追溯到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普遍认为耶稣会士的贡献主要是在科学与技术方面，而事实上在耶稣会士所传播的西方神、哲学中所包含的逻辑力量和经验事实，对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而有关西方的学术、教育体系和政治法律方面的内容，主要就在神、哲学中。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这种肇端于西方崭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虽然可以作为思想批判的武器，但也因为它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巨大差异而不易被理解与接受，因此译述者不仅尽可能地使用儒学术语来翻译其概念，也基于儒学的范畴来安置知识门类，结果都没有突破中国传统的学术范畴（“理”、“器”）和知识分类框架（经史子集）。　

自康熙禁教以后，雍乾两朝相沿不改，直至鸦片战争前夕，闭关锁国的状态才逐渐被打破，传教士再次承担了西学东传的主要角色，有关西方政治的知识夹杂于世界史地知识中被缓慢地输入中国，但在构成所谓“西学”中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外国来华传教士、“口岸文人”、驻外使臣进一步扩大了西方政治知识和学术分科观念的输入，不过统治者和一般士大夫所注意的重点却在西方的工艺制造之学，对中国传统的治平之道仍抱有信心与优越感。甲午至戊戌间，经世实学思潮高涨，部分官员及知识分子鉴于此前洋务派学习西学之失策，主张以制度变革作为救亡图强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