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2）

中国经济新常态

记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有着相互关联的脉动：正是在全球大稳定时期，中国经济创造了年均增长9.8%的奇迹；同样，正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不久，中国经济也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平台。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有哪些特征？

李扬：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固然可以从全球经济的下行动态中找到解释，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长期走势自有其内在的规律，而且内因显然占据主导。自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基本结束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进一步分析，在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消化前期政策效应三者间，核心因素显然是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增速换挡是现象，结构调整是原因。于是，归结起来，结构性减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可以佐证我国的结构性减速趋势。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预测结果显示，在2011年至2015年、2016年至2020年、2021年至2030年3个时段内，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7.8%至8.7%、5.7%至6.6%和5.4%至6.3%；增速递减的趋势甚为明显。

综合看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势所难免。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双重下降。这一趋势自2008年以来变得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倾向于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确定为由2009年开始。人力资本增长率下降，归因于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力资本增长的起点随全民普及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而不断上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则归因于后发优势不断减弱、创新能力不足、对外依存度大幅下降、投资率随储蓄率下降而趋降、劳动参与率持续降低等等。这些都是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与之相比，周期性影响显然是次要的。

记者：经济新常态下有哪些新矛盾？

李扬：经济新常态下产生了“水落石出”的效果，它不仅凸显了国民经济中长期被掩盖的深层次矛盾，而且引发了新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新常态下的新挑战。

一是“投资/增长/过剩”悖论。我们的增长高度依赖投资，而投资恰又正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渊薮。因此，逐步降低对投资的依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然而，在今后一段时期，投资依然要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因而，需要用改革的精神来规划投资，认真研究投什么、如何投和由谁投的问题。新常态下，投资的领域主要应集中于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健康服务业等),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投资,以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等。如何投的问题，重点是解决好投资资金的期限错配问题，促进形成动员和筹集长期资本的机制，以及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目标真正落在实处。由谁投的关键，是要向社会资本放开准入，同时，要全面审视并改造基础社会领域的计价、收费、课税、补贴体系，着力解决基础设施投资大都存在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问题。

二是杠杆率飙升。杠杆率上升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影响的金融风险。目前，中国的债务风险总体仍然可控，但潜在风险也不可小视，其中，企业负债率畸高且仍在不断上升、地方政府债务存在恶化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三是城镇化转型。城镇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城镇化也存在诸多误区。在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必须改变立足于“城里人”来规划城镇化的偏颇，必须扭转“开发区化”的倾向，必须克服“失去市场”的弊端，必须确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立场，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积聚、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等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供给面因素的耦合，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总之，要使城镇化成为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和重要的支撑。

四是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2013年下半年以来，各类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态势已经开始明显分化，局部市场逆转明显。与此前不同，此次房地产市场下滑的触发因素不是来自政策面，而是来自城镇住房市场内在供求格局的深刻变化，其影响也会在一个中期内存在。

五是金融乱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流动性过剩”就被公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特别是货币供应的主要顽疾。然而，货币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利率的下降，相反，我国名义利率水平一直处于高位。金融乱象不仅导致各类民间金融、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乃至高利贷等大行其道且屡禁不止，而且由于它固化了“贷款难、贷款贵”困境，将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形成严重的成本约束。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在我国能持续甚久，根本原因在于存在大量制度和政策障碍。我们需要改革现行外汇储备管理制度，以求彻底摆脱外汇储备绑架我国货币政策的困局；需要改革多部门分业监管模式，根除监管套利的基础并尽可能覆盖层出不穷的综合性金融业务；应当摈弃繁复且多已过时的“政策约束”，还市场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