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3)

新常态,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3)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新常态新飞跃

记者:无论如何界定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都构成其主要外在特征。这一表象,致使一些研究者较多地关注其负面含义,有心怀叵测者更据此再次唱衰中国。我们注意到,您谈到新常态时总是反复强调: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衰退,而意味着“浴火重生”,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如何认识理解这一判断?

李扬:特别要指出的是,速度下滑只是新常态的外在表象。本质上,新常态区别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是经济发展离开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换言之,新常态孕育着革命性转变。在全球范围内,新常态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除了上述全球共性,新常态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走过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将从根本上脱离开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走上追求质量、效益、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换言之,新常态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并在新条件下与时俱进地为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我们一定要从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性特征出发,保持战略定力,全面调整理念、心态、战略和政策,迅速适应新常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和法治结构,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新常态有利于“挤水分”。我国经济中的水分,主要应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寻找。毋庸讳言,由过度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这种水分,已经构成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负担。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下降无非是压缩了上述水分,而且不断地挤出经济增长中的水分,正是提高效益、提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路径,也正是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这正是我们多年孜孜以求的局面。

新常态有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行。由于投资和出口等传统因素不再可以依赖,中国经济将加速转向创新驱动的新轨道。从体制保障的角度看,要实现创新驱动,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确立“正向激励”机制;二是“理顺价格”。这意味着,在推进创新驱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落在实处。同时,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矫正市场失效,向企业提供正向激励。

新常态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常态将弱化GDP考核机制,如此,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和投资冲动方能得到有效遏制,长期存在的政府“越位”、“缺位”问题也才有了解决条件,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使之将居民收入、就业水平、社会保障、维护治安、环境保护等多项民生指标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新常态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新常态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在绷得不紧的宏观环境下,我们才有可能着手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实质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系列制度与政策创新。建议修改统计方法,将企业在环保、治污、生态修复等领域的投入尽统计为国民产出,以期提供正向激励。此外,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新常态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过去相当长时期,由于过于追求速度并因而高度依赖投资,造成了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致使利润占国民收入中比重过高,与此对应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占比过低以及劳动者社会流动性不足。这种收入分配不公格局若长期持续,容易导致两极分化,致使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

放眼全球,新常态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已进入一个“改革竞争期”。那些对改革的紧迫性、艰巨性及其多样化内容认识得最深刻、策略最完备、决心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国家,将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依法治国的决定,正是这样一个率领中国人民进行新一轮改革、实现中国梦的成熟纲领。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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