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的“软肋”与“硬伤”（6）

六、苦于“低效”的民主

效率低下是西式民主无法摆脱的梦魇。由于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西方民主制度已经“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托马斯·弗里德曼语）。本来，人们“成立政府是为了发挥作用和作出决断”（福山语），而现在，由于国会制衡权力的扩大，政治分歧的加剧，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的上升，导致国家的权力碎片化，朝野政党尖锐对立，体制改革举步维艰，议会立法议而不决，政府施政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议会会期停摆、政府关门歇业的尴尬局面。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对此深有体会，长期以来，美国都以民主典范自居，可“如今在美国，人们对民主制度的基本功能普遍感到担忧”，“任何人，只要在华盛顿政界工作过，都有充足的机会体会巨大的挫折感。在美国政界，几乎每个人都感到，有很多事非做不可，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却又做不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则断言：“只要我们是一个否决政体而非民主政体，我们就不可能是伟大国家。”即使是对西式民主近乎迷恋的福山也承认，今天的美国“极化”政治成了主流，“否决政治”盛行，必要的改革措施无法实施，美国整体实力走向衰弱是无法避免的历史趋势。

分散多核的权力中心，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模糊的公共利益界限，这是低效民主的重要根源。在政治活动中，利益集团之间要角力争雄，议员之间要编排“舌尖上的民主”，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要互相诋毁掣肘，总统和议会之间要斗智斗勇，选民有事没事出来折腾。似乎不反对不扯皮就显示不出“民主”的存在，似乎“低效”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相反，政党和议会紧密配合，政府和百姓同心同德，中央和地方上下一心，这与现代“民主”似乎格格不入，“高效”已经沦为威权统治的潜台词。然而，以权力制衡和保障个人自由，作为“低效民主”的挡箭牌，未免太过牵强附会。比如，西方学者总是将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归因于民主体制，而将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漂亮的机场归因于威权体制。其实，中印之间的反差根源在于制度——制度的优越性和体制的正当性。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李侃如在谈及印度的“制度成本”时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纸上的计划（Paper Plan），从来没有变成真实的计划（Real Plan）。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印度计划委员会一位高级顾问曾说，印度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搞“经济特区”，而成功的却是中国。当然，我们大可以认为这些屡见不鲜的现象并非资本主义民主的初衷，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为何这些现象屡禁不止？

我们无意为强调效率而否定民主，但问题在于，民主与效率，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就那么难以两全呢？难道二者就真的不可兼得吗？

总之，西式民主由于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软肋和硬伤，决定了它还只是一种低级的民主，还处在民主发展的低级阶段。未来社会一定会扬弃和超越低级民主，走向高级民主，这是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