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能否叫停冤假错案

近几年来，“冤案”一次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1994年，19岁的聂树斌被当成石家庄奸杀案凶手枪毙。2005年，王书金被抓并交代4起奸杀案，其中包括当年石家庄案； 1999年5月的一天，赵作海与同村村民赵振晌发生争斗，赵作海夺过刀将赵振晌杀死，赵作海被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可是时隔12年，“死者” 赵振晌又回来了。这些冤案的冰山一角，却让广大的民众对司法的公正性提出了深深的质疑。

“冤案”自古以来就存在，但从公开的资料来看，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冤案形成过程中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比如从一起“冤案”主角佘祥林提供给媒体的申诉材料看，在他被刑警队扣押后，审讯持续了10天11夜，一天只吃两顿饭，不让喝水，不让睡觉；赵作海案中，原本可作为证人的赵作海的“相好”，以及原本可为当事人喊冤的赵作海之妻，在事发后都遭到了严刑逼供。而赵作海本人，则更是遭受了“生不如死的一个月”：“拳打脚踢，从抓走那天就开始打。你看我头上的伤，这是用枪头打的，留下了疤。他们用擀面杖一样的小棍敲我的脑袋，一直敲一直敲，敲的头发晕。他们还在我头上放鞭炮。我被铐在板凳腿上，头晕乎乎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个一个的鞭炮放在我头上，点着了，炸我的头。”看到这段文字，就不仅仅是感到愤怒了，这样只能在电视镜头里看到的残忍的刑讯逼供，竟然活生生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让人不禁要问，当这些冤案被制造的时候，所谓的监督在哪里？所谓的法律、事实又在哪里？

在我国的传说中，最冤枉的人当属窦娥，当斩杀蒙受冤屈的窦娥的时候，六月飘雪，那是最后的公正——老天，在为她鸣冤叫屈。现实社会中，法律是最后一道公平、公正的防线，当这道防线无情地被践踏，当有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普通的民众来说，无异于失去了最后的“天”。虽然对“冤案”，媒体和专家给出了许多看似合理的解释，比如片面追求破案率、比如过度依赖口供等等，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缺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写到：“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错误进行追究固然可以治标，但建立完善的制度，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才应该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