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从两个“复兴”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3)

夏春涛:从两个“复兴”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3)

摘要:对中国来说,“不当头”本是为了避免对峙,以便为国内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当然,韬光养晦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但美国不乐意。5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致辞,声称“未来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如何领导世界”,“美国将继续担任世界领导者,大概一百年”。依旧是舍我其谁的口吻,当世界老大似乎很上瘾。其实,20世纪是美国主导的世纪的说法不确切。美国于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但真正取代英国成为西方头号大国,是在二战后期。二战结束后,世界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也是超级大国,与美国分庭抗礼,美国充其量只能领导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国内也不消停,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导致一些民众对西方价值观产生动摇,对西方发展道路和方向表示怀疑。苏东剧变、苏联于1991年末解体,使世界政治版图大变样,西方国家不战而胜。美国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在世界上吆五喝六,穷兵黩武,着实威风了一阵子。但物极必反,2001年“9﹒11”事件给了美国当头一棒。嗣后美国仍充当世界警察,但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而持续发酵的“棱镜门”事件暴露了美国虚伪的一面,就连其盟友也大为不满。美国国内也是麻烦不断,包括爆发金融危机并拖累全球,民众自发形成“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美国政府面临“财政悬崖”直至发生停摆事件。如此算来,美国当世界“领袖”的时间并不长,当得也很闹心。奥巴马罔顾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宣称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未免过于自大。处理国际事务有二战后就已成立的联合国,美国想领导世界,那联合国岂不成了摆设?谁实力最强,谁就领导世界,不管别国是否乐意和同意,这是霸王逻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老大不单凭实力,还得讲道义,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文明兴衰、强弱转变本是人类历史上的常见现象,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我国一向倡导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一直郑重承诺永远不称霸,无心也不会与美国争当什么世界老大,与西方争做什么“中心”。西方在20世纪没有能够做到用西方模式一统世界,在21世纪同样也做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证明了这一点。

二、从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角度看

“复兴”的本义,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但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简单地复制汉唐雄风、乾嘉盛世,而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毛泽东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到21世纪时,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他强调,“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说到底,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梦是社会主义强国富民之梦,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完整概念,“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定性的。中国道路的成功,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苏东剧变后,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原本是从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角度谈的,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和最后形式。因此,谈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回避世界社会主义这个话题,仅用文明史观来解读,谈文明但不谈文明属性,是不全面的。

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是新事物新实践,在探索前进中出现曲折和反复不奇怪。苏东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场噩梦,对中国形成不小冲击。如果中国也垮了,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多米诺骨牌效应,世界社会主义会输得更惨。当时,国内“左”的思想出现反弹,有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重拾阶级斗争理论,大谈防止和平演变。同时西方七国对华实施制裁,逼着我们向右转。我们顶住压力,捍卫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这对稳住世界社会主义阵脚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世界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后跌入低谷,现在也难说走向了复兴,但只要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社会主义历史就远没有终结,世界社会主义就有复兴的希望。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中国是大国,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旗帜。不过,面对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有人心存疑惑:我们走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我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央再三强调要坚定三种自信,排在第一位的便是道路自信。而要坚定道路自信,就必须解开心结,在认识上搞清楚。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给当代中国带来大发展大变化,而且发展变化的节奏很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允许和鼓励资本参与分配,以及随之出现的四个“多样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多样化),都是极左年代大加鞭挞、断不可能出现的现象。有人拿现在与过去比,或者拿中国与西方对照,认为我们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搞的是资本主义。而贫富差距拉大、官员腐败现象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似乎又印证了这种判断。近些年来,西方一些学者胡乱给中国贴标签,说中国是“资本社会主义”,甚至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内也有人附和。这些谬论混淆了是非,极易造成思想混乱:倘若中国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坚持社会主义、复兴世界社会主义就成了镜花水月,无从谈起。

中国走的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原本是清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确实向西方学习借鉴了不少东西,但不是照搬,更不是搞西化,而是消化吸收,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看到,在千变万化的同时,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始终没有变,人民在我国的主人翁地位始终没有变,党的根本宗旨和最高理想始终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没有变。我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旨在充分激发和释放经济活力,同时通过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弥补市场失灵,遏制市场经济弊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仍以公有制为主体,分配制度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国有经济依然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中央反复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我们没有丢老祖宗,没有丢社会主义的魂,始终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均对此作了明确阐述。其内涵可概括为“三个一”,即一条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总体布局(五位一体),一个发展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基本路线决定道路的方向,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所以被放在了第一位。现在再来看,令人更深体味到,这条基本路线的制定极富政治智慧和远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而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两者构成相互统一、缺一不可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是为了抵御右的影响,防止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改革开放是积极求变,是为了抵御“左”的影响,防止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变与不变,既有灵活性,又有原则性,体现了辩证法。有了这两个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基本点,就能支撑起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确保我们沿着正确方向走出一条新路,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说,我们仍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道路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又发展了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不成熟的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邓小平在退休后说过:“我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我们民族大有希望。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如何解决?还得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邪路中国必乱,走老路中国必穷,都是死路一条,都会葬送社会主义。

新时期以来,“左”、右两种声音不时发难,对中央决策造成干扰。客观地说,围绕中国道路的各种争议,除少数人故意把水搅浑外,绝大多数人属于认识问题。总的来看,“左”的影响虽不会销声匿迹,但已难成气候。改革开放已持续36年,早就深入人心,即便有人想走老路也走不了。不少观点偏“左”的人并不认为今不如昔,在纵向比较上对发展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但在横向比较上有失落感,故而有点怀旧,心理纠结。相比之下,来自右的干扰有增无减,有点咄咄逼人。近年来,社会上特别是互联网上的负面言论急遽增多。不少人并不盲目推崇西方,却拿西方来贬抑现状,借炒作负面消息来宣泄不满情绪,不看主流、不分主次,有“愤青”情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散布普世价值、宪政民主以及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言论,公然诋毁四项基本原则。

“左”的干扰主要来自党内;右的干扰出现在国内,但根子在西方,在美国。新时期以来,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与西方打口水战,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意是搞资本主义全球化。冷战结束了,但西方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一直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遏制和渗透。凡是国内与政府作对的人,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概待为上宾,视为“英雄”、“斗士”,甚至堂而皇之地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唯恐中国不乱。对于我们经济建设上的成就,西方朝野不得不承认,但对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却视而不见,一直大肆攻讦我国的政治制度,一再纠缠所谓的“人权”问题。其矛头主要指向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党的执政地位,说我们是一党制,不民主。这种言论,包括“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说法,是颠覆性的:将我们取得的成绩都算在资本主义身上,将存在的问题都扣在社会主义身上,特别是把矛头指向党的执政地位。说白了,就是用西化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现状,认为我们西化得不够、不到位。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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