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民意采集到政治营销。民意从来都不缺乏,但是有效到场的民意从来都是缺乏的。判断一个体制是否有效,关键就看它在采纳应用民意方面是否有效。现代政治的进步在于平等地强调官和民的共同责任与价值,之所以有这种理念的转变,一方面是现代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增强了,另一方面是现代民意与政治互动的渠道和技术手段丰富了,特别是通过执政党与新媒体的常态性互动,民意表达和发挥作用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如果新媒体可以充当民情民意自下而上的渠道,那么它同样可以成为公共权力自上而下的渠道,通过该渠道一方面有效实现党的意志和决策落地,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科层制管理的金字塔形传输带来的政治贪墨与“权力寻租”现象,提高执政效率,宣传和营销党的政治形象。
4.从“电子盘”博弈到走向法治。正如前面所说,新媒体舆论空间是一个“电子盘”,民众诉求与执政党供给就像期货与现货的博弈,民意的期望值永远是高的,现实的政治产品供给永远是低的,二者之间相互引导、相互启发,尽管在磨合方向上会日趋均衡和一致,但在磨合过程中却会充满竞争和不平衡。“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但党性和人民性在实现节奏与程度上却未必是同步的,所以就有必要把这种互动纳入法治化轨道,一方面防止新媒体对人民性的表达走向过度,另一方面规避党性凭借公权力对人民性实施压制。
5.从风险释放到社会崛起。实现党与新媒体良性互动,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和释放党在中国社会转轨期承受的巨大风险,获得执政安全,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党的政治杠杆促进社会发育和成长。党要获得政治安全,就必须实行政治开放,接受社会和媒体监督。新媒体的普及使用,成功实现了社会监督与媒体监督的统一,是新监督力量的崛起。民众通过新媒体顺畅表达诉求,执政党借助新媒体监督和提升自己。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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