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文化认同与全球语境中的国家软实力 （2）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主体多重角色、多重关系的现状增加了公民自身价值观念与国家、文化认同建构的复杂性。毋宁说，主体差异性并没有改变人类自身对于相应制度、结构或者文化体系的天然融合感。公民道德在国家与文化认同中必然借助于制度、文化和社会历史，通过内与外的双重逻辑，凝聚起国家软实力的基本框架。

首先，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制度约束了公民的身份，决定了信息流通以及个体与集体行动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我国各项制度的集大成者，为公民道德体系建构和国家文化认同提供了制度保障。尽管公民社会理论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自我组织、教育与管理，对于国家而言即便要退出微观领域的管理，也要强化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公民道德主体权利的保障实现社会道德进化机制。一是健全主体道德意志自由制度。多元文化交织的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下，公民作为社会与道德的双重主体，要能够对道德问题提出自己见解并表达出来，这样有利于政府宏观层面把握社会与公民的道德动向，强化道德调控力度。二是完善道德评价制度。道德评价是公民个体意志转化为社会意志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评价多由社会舆论形式出现，公民自身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感较为低效。现代社会中的舆论监督却必须在与国家权力或者社会力量的结合中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其作用。由此，道德评价制度化能够促进公民道德选择社会化，进而实现交互表达基础上的道德秩序重建，这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

其次，完善文化自觉的价值取向。道德建设与文化建设和谐共生，道德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公民道德实现自觉与自信必然要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语境中进行。反之，道德自觉提升了文化自觉，是国家认同得以维系的强大动力。为此，既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深入挖掘公民道德培养的文化根基，接续传统道德教化的先进理念，塑造全球视野的中国精神主体，也要牢牢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涵与实质，凝聚起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积极营造系统的道德文化环境，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自觉建构起国家认同体系的动力源泉。

最后，强化历史与理性的视界融合。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国家治理”从一个理论命题变成实践课题，体现了社会发展与改革实践的同步。与此同时，相对于社会而言，国家治理更多的是外在制度，其良性发展需要良好素质的公民来维系，将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中便于发挥公民道德与美德风范。反之，公民自我管理性增强、道德提升又极大减少了国家治理范围，节约了执政成本，符合并遵循了中国改革回归社会主导的逻辑。基于上述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体系建构在继承并发扬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时，强化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作用，通过公民道德精神的塑造与引导，不断提振我国参与全球交流与竞争的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