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蕴含（2）

二、思维方式的融合和优化

中华文化有着丰富的思想精华，也蕴含着独特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思维方式，经过历史浸染和沉积，融解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并转化成了一种牢固的民族心理和行为方式，从总体上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阐释的是中国问题，说的是中国事情，必然要融合中华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蕴含是对中华文化思维方式的融合和优化。

(一)经世致用的科学转化。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中传承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其基本精神就是强调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问题，启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济世安民的实效和目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源于儒家思想。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本身就充满着“入世”、“救世”情怀，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其意义就在于让人们关注人生，注重现实，力求通过所思所想，扶正匡邪，拯救天下。墨子强调为学从政必须体察天下，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到了汉朝，出现了“实事求是”一说。唐代学者颜师古将“实事求是”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把它引申为一种值得提倡的务实求真的学风。东汉时的王充强调“文以致用”，北宋时的王安石说的“为天下国家之用”，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到了明清时期，面对社会的诸多问题，一些进步思想家继承儒家思想的经世传统，提出了反对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应注重研究当下社会实际问题研究的主张，倡导把学术研究和当前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利于国计民生的“实学”。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也就成为后来人们所说的经世致用之学。这样的倡导，被越来越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所推崇，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顾炎武所强调的“兴太平之事，求学术之真”的治学主张，也成为后世许多学者座右铭。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都力倡经世致用，反对清谈务虚之风。这种经世致用所体现的求真务实学风和精神，促使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努力更新，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与社会的侵蚀和危害。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得益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创造性的概括，也得益于他对中华文化经世致用思想方法进行创造性的提升。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新阐释，既吸取了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务实观念，同时又把它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使这个古老的命题有了科学的含义。实事求是的主旨，就是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应用，为的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又作了新的概括。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3]这一思想路线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其核心就是求真务实，其要求就是既要认识真理、揭示规律，又要勇于实践、务求实效。这样的思想内容，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髓和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有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并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真理与价值相一致观点的坚持和发展，也体现了对“贵在力行，重在履事”、“清谈误国，实干兴邦”等中华文化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传承和优化。

(二)整体性思维的承接。整体性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中华民族善于从整体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习惯于把人类和万物都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不可割裂、彼此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事物和事物之间都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不仅渗透于思想文化领域，贯穿于经济社会以及日常生活中，并世代传承。整体性思维在中国发源很早，到《易经》成书时，就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阐述。古代哲人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天人同性共德，万物一体，就是整体性思维的体现。孟子说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都是把人与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即便是历朝历代的君主执政施教，也要求“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以便使天地人“贯而参通之”。整体性思维偏重于从整体考虑问题，强调从宏观上去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整体结构或整个过程，在内容上讲求相互联系，在目标上讲求整体协调，在形式上讲求辩证统一，在过程上讲求循序渐进，有其独到的特点和优势。这样的思维，有助于促使人们从事物发展变化的全局入手，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来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及其变化的规律，也有助于人们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不执着于一偏，避免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产生片面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确立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就是从全局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体现，具有鲜明的整体性思维的特征。全面发展，强调的就是发展要有整体性，不仅要有经济繁荣，还要社会的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促使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互适应、有机衔接，不能顾此失彼。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的需要，也要着眼于长远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思想的明确，尤其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确立，是我们党以整体性思维认识和思考社会发展问题的一次巨大跃升，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发展合则皆存、偏则俱失的整体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有利于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协调，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全面推进改革以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思想，也具有鲜明的整体性思维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全面的，改革也必然是全面的，系统性、整体性是中国改革的突出特点。改革的启动，首先着眼的是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改变国家封闭、社会相互隔离的僵化状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一切反映和落实到改革过程中，必然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由此形成的改革大思路就是：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生态体制改革，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有步骤地整体推进。在推进改革过程，我们党又明确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强调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提高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这些重要思想和战略举措，既贯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也体现着对中华文化中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的运用和优化。

(三)革故鼎新意识的升华。注重观察事物的变化性，重视行为举措的针对性，是中国自古以来人们就有的思维特点。由于对事物的变化性感受格外深切，善于变通也就成为中国人一种显著的思维趋向。变通性思维有助于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式，更新原有的思想和方法，形成新的认识和思路。《易经》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的就变通性。因为世间万物都具有变动不居的本性，只有因时而异，顺势应变，才能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与此相关的“革故鼎新”、“变化日新”、“与时偕行”等这样一些变革和进取精神，在《易经》中都有倡导和体现。战国末期韩非所说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汉代桓宽所说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和精神。这种变通性思维和革故鼎新观念意识，对各个朝代的社会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并对各种“顺天应人”的社会变革起到了呼唤作用。历史上绵延不断的各种变法、维新及革命活动，也都蕴含着这种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把改革开放作为推进社会发展进步强大动力，使中华文化中的革故鼎新意识得到进一步升华。正如江泽民所述，“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变革创新精神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和创造性发展”。[4]改革开放破解了僵化体制和封闭状态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困境，也促使着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认识的深化。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1-2]改革开放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改革开放催生的与时俱进、变革创新的思想观念，也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新发展新变化，革故鼎新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世间万物，变动不居。‘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要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让各种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出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