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蕴含（3）

三、价值追求的贯通和提升

中华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承载着社会理想，反映着人民的愿望，是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历史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蕴含是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的贯通和提升。

(一)天下为公的新体现。在中华文化中，天下为公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是大同社会的理想相联系的，也是大同理想的前提。这两个概念，最早都出现在儒家典籍《礼记》中。《礼记·礼运》在描述大同社会时这样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的思想表达，反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反映了他们关心民生、致力于社会改造的志向，与西方早期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也有着相似之处。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天下为公的“公”，是“共”的意思。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此作了更明确阐释：“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天下为公，亦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尽管历代的统治者和各种学派对孔子的这种思想进行了各取所需的解释，但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始终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思想亮点，也是历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专制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并对立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士仁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不仅延续和坚守了天下为公的信念，也赋予其新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很多思想内容，也都体现了对天下为公价值追求的深刻诠释和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承载的就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天下为公的向往，凝聚的就是几代中国人实现天下为公的夙愿。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把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要求，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切也都是天下为公价值追求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鲜明体现。

(二)民惟邦本的新表达。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说法。进入春秋战国以后，经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不断阐释，这一思想得到不断充实和演化，进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并成为一种治国安邦的历史智慧和政治观念，积淀在中华文化中。如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的主张，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并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都是强治国安邦要顺应民意，敬畏民力，惠民保民。荀子则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看法，把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视为水与舟的关系，这种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西汉时期的贾谊就明确地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观点。他认为，“民为万世之本，不可斯”，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而“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柳宗元提出的“吏为民役”，有了更大的进步性。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对民本思想有了更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体现了关注民众疾苦、重视民众力量的价值追求。

以民为本、为民谋利，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体现和要求。重视民心的向背，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是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看做是最基本的人权，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造福民众作为推进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党对一切问题的思考和评价，都始终立足于人民这个基点。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依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坚持要把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强调要反映和兼顾不同的群体利益，要关心每个人的利益要求，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满足人们的发展愿望和多样性的需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发展，也体现了对中华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并使这两者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有机的融合。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使中华文化的民本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

(三)和而不同的现代追求。在中华文化中，“和”是作为一种思想精华存在，和谐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目标追求。“和”与和谐的前提都是“不同”，即承认多样，承认差别。有了不同的事物，才有和的思想、有和谐的追求。和而不同作为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和”与和谐的集中体现。这一命题的源头，可追溯到西周末年，郑国的史伯就提出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到春秋末期，齐国的晏婴以“和羹”、“琴瑟”为例，进一步阐明了和与同的差异，认为只有承认不同，才能相成相济。依据这样的和同思想，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观点。他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可以说是对和而不同思想的具体阐发。和而不同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理念，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也是一种现实生活的价值追求。它以正视差异、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为前提，不强求一致，而求多样性统一、和谐相济。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征。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本身就是和而不同的历史见证。我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断迁徙融合，在交往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经济上取长补短，文化不断交流，习俗也相互感染，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观念的深远影响。和而不同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对于扩展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空间产生着积极作用，对我们党的理论发展也产生着重要影响，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元素。“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及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就是运用和而不同观念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经典范例。同样，在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指导下，我们党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方针，并强调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也是用和而不同的观念来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生动体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明确提出，集中反映了和而不同思想及价值追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贯通和提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出现了日益多样化趋势，再加上多民族、多党派、多宗教等情况的存在，社会意识和价值追求越来越多样化了。我们党根据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明确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和鲜明特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统一性则表现为对差异性、多样性背后共同本质的追求。把和而不同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渗透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中，有助于化解社会迅速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建设局面，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都得到尊重，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活力都得到支持，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创造才能都得到发挥，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成果都得到肯定，使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的劳动都得到承认。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社会生活才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3[-1],283[-2].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K].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85.

[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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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N].北京：人民日报,2013-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