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实践大思想（2）

伟大思想来自于大变革时代的实践。这一点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即可辨明。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思想辉煌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观点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其内在动因是列国争霸对思想家的渴求。之后中国出现了上千年的思想沉寂，尽管期间出现过一个个盛世，但都与思想无缘。除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也因为超稳定的农耕社会基础不需要思想，只需要强力。到了鸦片战争，中国人才被动地开始了有限思想。真正让我们感受到思想光芒的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因为这时的思想家们开始了主动思想。只是这个阶段的思想处于救亡图存，尚未升华到引领世界文明的高度。即便如此，已经让我们认识到，大时代社会实践需要大思想这一重要规律。

其实，上述特点和规律放在人类文明史的主轴上对照，更加清楚。这里就让我们借助几大思想活跃期来印证。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类的轴心期”，这个时代产生了“希腊三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印度的释迦牟尼，等等。是他们的思想奠基了人类文明的根基，以致于今天追寻文明源头，都要谈及这些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为什么那个时期产生如此之多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因为人类文明处于开拓期，必须明确发展方向和路径。这就迫使一批智者、先行者去思想。公元13世纪末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所以产生了但丁、达·芬奇、马丁·路德、莎士比亚等一大批思想巨匠及其人文成果，就是中世纪的神学一统天下，将人性压抑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于到了容忍的临界点，于是形成不可遏制的精神冲动。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则直接催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

弄清了伟大思想的来源，我们还应认识当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思想。我们需要奠基民族素质与支撑社会发展的人文思想。民族差异性源自文化，文化特质和区别在人文品质。看一下人类的文明史，各大富于特色的文化，在很长时间里走的是独立发展的道路，都有自己的关注重点和突破口。古希腊文化重点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文化主要探究人与人的关系，古印度文化主要探究人与神的关系。这些特色文化最终都起到丰富人类文明的作用，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古印度文化切断了，中华文化停滞了，古希腊文化因文艺复兴再度勃兴，引领人类文明500年。为什么复兴的是古希腊文化？除了自身品质对时代的关照，很重要的是一大批思想家戮力推动。今天，我们亟需大量具有改善民族人文性格，或者塑造大国国民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产生出来。

我们需要产生奠基科学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伟大思想家提供理论支持，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赢得革命的胜利。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为我们设计了革命的路径，但没有直接解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具体设计和科学路径，这无疑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继续探索科学的执政方式和通达的道路。其中，既包括对已有成果的理论总结。即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把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推向世界第二，但我们的理论滞后，尚未完全解释清楚“中国模式”，“左”右之争而无共识所证明的就是问题所在。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围绕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去思想，去设计。这决非一般意义上的解读和诠释，必须是站在时代高度的大思想。

我们需要产生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大思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类现代文明主要是由西方来指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理想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在引领了人类文明数百年后，已经出现了“天花板现象”，或遇到难以逾越的瓶颈。为什么冷战结束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人们在欢呼过后很快发现，战争和国家动荡此起彼伏，甚至超越冷战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制度自信已经走向自负，异化为霸权。他们总想以自己的文化改造多元文化，以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改造其他政治制度，忽视了文化的多元性、渐进性和民族特殊性，结果是文化的冲突，是民族文明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