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必须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2）

一、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的必要性

赋予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更大的权力，其逻辑与必要性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生态变化赋予最高领导人更大责任，按照责任与权力对等的政治伦理规则，必须赋予相应的权力。世界范围内国家政权更替已经和继续发生着巨大变化，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上个世纪的国际共运，是阶级对抗，政权更替意味着一个阶级的兴起与消亡，所谓“改朝换代”是指统治阶级的整体进退。正是这一特点把整个阶级或集团联结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命运共同体”。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国家间的博弈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存在很大的共存空间。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调整，又决定着国内阶级斗争不再，阶层关系因利益集团不断调整而界限逐渐模糊。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权力更替不再以阶级和集团的方式出现，而是塔尖上一小部分人的变更，或代表党和国家权力的那几个人，甚至是一两个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人”与新总统身边的高官基本是前朝官员，就证明了这一特点，西亚北非的国家动荡与乌克兰危机，更突出和强化了这一特点。既然最高领导人的变更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动荡，甚至是一个民族的兴衰，也就意味着执政党或国家最高领导人承担了超大的责任，有责任就要有履行责任的权力，这是政治伦理规则决定的。

第二，现阶段中国的发展目标与瓶颈问题，要求改革设计者拥有完成制度设计的能力。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制度设计，除了高超的智慧，很重要的是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及其基础上形成的权威。今日中国面临全新挑战，因为中国已经拥有更大的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能力，同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的情况下，中国要实现平稳过渡和跃升，至少需要几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续努力，而最关键的是习近平这一届，因为其要完成框架结构的设计，解决主要矛盾和深层制约，为后来者铺平道路。所以，阶段性上习近平必须拥有不低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权力和权威。

一是大国国民塑造与应对外部挑战，需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拥有强大引导力。中国大国崛起的瓶颈主要不在财富创造，而在于民众缺少大国国民应有的人文品质和价值观念。西方国家是通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及基督教新教完成国民塑造，这个过程很漫长。当代中国不可能拥有如此充分的时间，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力量，迫使我们在人文素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迈入大国行列。这就必然导致严重的落差与错位，处理不好会因此形成全面冲突，迟滞甚至瓦解中国梦。既然如此，就需要有效力量介入，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强力推动，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有关。

换个角度分析，要想保证中国占领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需要开展一次较“真理标准大讨论”更强劲，更广泛，更深刻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以此保证国民认清大国崛起的本质，同时产生一批照耀民族乃至人类前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必要性显而易见，但困难极大。因为，新中国成立65年来，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我们党，既没有造就影响世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也没有实现文化的全面繁荣，原因之一是背负太沉重，思想禁锢太多，日常我们听到的几乎都是“不允许”，甚至孩子们从小就在“禁锢”中不敢放飞梦想。如此精神重压，何言创造力？要改变现有生态，不能坐等社会力量自然积聚，必须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主导和推动，这需要巨大权力的支持。

应对外部挑战与大国崛起需要强势政治家的带领，更容易理解。中国崛起于世界既然不走“铁血”道路，而美国的文化自信又异化为文化自负，那么探索一条全新道路，就历史地落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身上。应当说，破解这一历史性也是人类的现实难题，不管对世界发展与中国崛起都至关重要。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承担这样的责任需要哪些条件和因素，必须弄清楚。全民族共同努力实属必然，但特定历史阶段和超重要使命任务，要求强有力的政治家来带领，因为中国崛起较历史上所有大国崛起都更复杂，更艰难。比如，政治制度差异导致现有世界大国对中国皆存有偏见和误读；中国周边积累了大量的历史难题难于破解；中国崛起于经济实力与科技、文化、军事、人才严重滞后导致跛脚；弱国心态与对世界不了解或了解不到位形成错位，等等。所谓强有力，必然包括政治家握有超大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