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必须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3）

二是实现党的执政能力自我超越，需要党的最高领导人拥有强大主导力。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两个不走”，这是正确抉择。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精神大厦和思想引领，都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相互存在借鉴性而不具有复制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路径。虽然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只是指明方向，理论大厦建构远未完成，而完成一种新体制制度的设计，没有超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联袂，注定无法完成。不仅如此，就是跳出现有的羁绊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中共成长史可谓辉煌与痛苦相伴，昂扬与沉重相依。以精神大厦建构为例，中国共产党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起家，其中包含着两大创造：一个是以革命激发精神力量，另一个是以神圣赢得追随者。世界处在热战和“冷战”两种状态下，二者都能实现和保持，“冷战”结束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转入执政，几乎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魔咒“格瓦拉困境”，便如影随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中国共产党要保证自己的神圣性，就必须实现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纯洁，同时让民众认同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事实上离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二者都难做到。

西方政党为什么不存在这样的难题？因为其执政合法性不需要以神圣性来支持。奥巴马说过一句话，政党没有谁比谁高尚，大家博的是执政能力。所以，他们并不太在意党的高层甚至党首因腐败被拉下马，也不必在意自己党史上的各种污点，只在意当下如何影响选民的意志。综上，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观和政治理论的突破，势在必须，而保证最高决策者拥有强大的思想影响力，理论突破能力很重要，这同样无法脱离权力的支持。

三是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有突破大阻力的能力。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是思想观念僵化，特别是领导层受制于“两个凡是”，那时不仅没有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相反有人民群众普遍追求富裕的强烈愿望的支持。今天，习近平主导的新一轮改革，既受僵化思维制约，更受既得利益集团掣肘，所以，改革难度大于上一轮改革。诚然，习近平主导的反腐和转变党风，已经赢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一种强大的政治优势已经形成，但政治优势只有化为组织优势才会产生力量。古罗马时期的格拉古兄弟改革，因为关照的是广大民众的利益，动摇的是贵族的利益，虽然赢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厄运。苏共垮台也是这样，最后摧垮苏共的不是外部力量，而是苏共自己，甚至说是苏共高层，因为掌握重权者，利用权力寻租攫取超额利益，只要政权不改变，随时都有被清算的可能，而政权一改，黑钱即可洗白，所以他们内心里都希望苏共垮掉。

这种比较或许牵强，但规律还是需要正视。长期以来，由于制度缺失和治党不严，高级领导干部中很多已经蜕化变质，甚至成了尚未惩治的犯罪，他们不可能真心支持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内心更希望来一次政治动荡，以改变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应对这种潜在的政治危机，只能赋予习近平更大的权力，即以权力来维护改革，保障法治，推进民主，而无其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