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企图通过“经济计划”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高地（3）

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欧美国家的经济计划

在发展失衡的情况下，欧美国家保留干预的权力，一种重要的形式是制定长期计划草案。国家负责“对投资形式和投资程度进行计划”，运用包括税收、补贴、贷款保证、调整银行对不同工业部门的贷款利率，以及风险投资、公共和私人资金的联合投资计划等政策工具去鼓励或阻止某些投资。甚至依托公共事业财政体制、信托基金持有的公有股份和公共金融机构直接投资于特殊的部门。不是通过指令系统，而是国家选择投资方向和投资构成，利用经济杠杆引导计划实施。主要有两个投资方向：一是投资基础设施和科研、教育，其中特别提到能源基础设施和职业培训；二是投资支撑未来增长的实体经济，重振基础性产业领域制造业，包括信息、通信、材料、清洁能源、环境、气候、生物制造与医疗产业等基础性产业。就制造业投资而言，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支持中小企业。

欧美保障计划实施的经济杠杆手段非常多，主要包括：（1）将振兴制造业提高到国家立法层面，完善相关法律框架；（2）指定专业协会和委员会规划生产要素、技术和产业互联集成的技术标准和规格，设立专职推进工作组，制定技术和产业的实施路线图；（3）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均高度重视产业扶持；（4）直接的财政投资，拨款给制造商、地方政府和特定类型居民家庭；（5）设立公共投资基金；（6）运用利率杠杆。支持小型银行和社区发展金融机构贷款以支持小企业贷款；（7）运用税收杠杆。对扶持类型企业实施减税，对限制类型企业取消税收优惠；（8）利用公私合营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前沿科技的商业化模式；（9）根据政府部门授意，由行业寡头和高等院校共同领导实施，建设国家安全关键产业的国内制造能力；（10）政府建设聚焦制造业创新和研究的基地。

标榜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祭出经济计划手段，是生产社会化的内在要求：国家机器负有在全社会范围内指导经济资源配置，以实现有效生产的责任。生产的技术条件业已进化到在全球范围内组织、配置资源并根据全球需要生产，生产的社会组织条件却变本加厉地整合到更少数量的跨国垄断企业。生产端无限的地域扩展和财产占有端无限的规模集中，使得马克思在19世纪总结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有组织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盲目性的矛盾，21世纪愈加尖锐化。社会化生产的最高形式全球化生产，呼唤社会理性的最高形式经济计划的指导。以国家战略层面的中长期产业规划作为推动复苏的手段，即是美、德、欧盟听到产业心声以后的因应。经济计划，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造就苏联迅速由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国一跃为欧洲工业产值规模最大的工业国。后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了，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但计划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其作用依然不能忽视。在依托全球调配资源、组织生产、实现消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这项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只会更惊人。

当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经济计划很少再被人提及，似乎讲经济发展应当有计划就是反对改革。斯蒂格利茨曾撰文告诫发展中国家：“要按照我们（欧美国家）做的去做，而不是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事实面前，那种把经济计划贴上社会主义落后意识形态标签的言论，究竟是科学理论，还是西方及其掮客确保中国兴起中断的意识形态武器呢？有着悠久的经济计划实践史的中国，恐怕更不能忽视经济计划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