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局更巩固，经济改革更艰难（2）

第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可能要出现一些变化。过去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落后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满足需求之间的矛盾，其主要体现在物质生产不够丰富、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

但实际上，现在的物质生产已经极大丰富，并且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单纯物质层次的需求大多已可以满足，但是矛盾在于不能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和新需求。如何让社会化大生产和个性化需求对接成为主要矛盾，而不是物质生产的多少问题。追求清洁的环境、精神文化的享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等新需求不断呈现，但满足这些需求则面临着严格行政管制体系。

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战略构架不再是物质生产促进型，所有的制度不应当是朝向生产更多的产品，而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需求。这些追求和过去大力促进物质生产的思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旧体系仍在，新的对接机制尚未建立。

第三，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中国人均GDP还只有6000多美元，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庞大的中国经济体，不仅仅通过贸易影响他国，而且也正在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影响他国，中国的对外资本输出即将超越FDI。人民币国际化才短短五六年时间，已得到迅猛发展。同时，在政治领域，中国被要求承担更多国际责任，2014年美国打击ISIS，国内外都呼吁中国政府也参与其中军事行动，阿富汗新总统访华，中国在政治领域需要对这个似乎被遗忘的邻国发挥更大的影响，中国和东盟经济关系深入后需要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

如果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她一定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庞大的、制度体系尚未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的外交思路需要发生变化，不能简单地韬光养晦，而必须有所作为。中国的所有政策也必须不仅仅考虑国内因素，而必须统筹内外，考虑对外部的影响和外部的反应。

正是上述的深层次的变化，所谓的改革，并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而是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变革。从根本上而言，是在信息化冲击、社会主要矛盾局部变化和世界格局调整之后，上层建筑作出的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趋势而作出的应对。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上述几个方面情况的冲击，在未来若干年会进一步显现。但改革的力度目前还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以上是对中国中长期变革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下面回归到对2015年政经走势的分析。

二、2015年政经走势分析

经过十八大以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和刮骨疗伤的反腐运动，在2015年政治形势的稳定几乎没有疑问。

但是，政治形势的稳定并非轻易可以得来，2014年的上半年的反腐和政治权力结构重塑也曾一度带来对反腐是否可控、何时为尽头的担忧。

政治形势稳定是经济发展和推进改革的前提。2014年，政治权力的重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周期，但以徐才厚、周永康案落定为标准，基本告一段落。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得以在2014年下半年密集展开。

但是，政治权力重塑在2014年并没有完成，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的另外一个重要机构——国安委，至今只公布了其召开第一次会议的信息，这个新设立的机构许多信息仍然不全。2015年国安委的运作情况值得高度关注，一旦这一机制运行平稳，在涉及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制度变革一定会加速。

中国高层政治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集体负责制变成了最高领导人负责制。2015年这种变化还会进一步得到强化，对这一新变化的讨论在2015年肯定也会继续增多。这是其一。

第二，纪委“复位”成为近年来最明显的党内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按照党章规定，纪委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而非政治局，这意味着本身就可以对政治局及常委会进行监督。纪委不仅仅横向重构自身和其他机关的关系，在垂直体系上也完成了以上级为主的双重管理体制。反腐进入下半场，制度建设更为重要，2015年纪委体制机制上的任何新举措都值得关注。

第三，以朝向十九大的眼光来看待2015年省级地方大员和部委负责人的变动，其变动仍不会太快，但应会超过2014年。十九大召开的2017年，全国将有8个省区的书记超过65岁，6个省区的书记刚刚65岁，2018年将有三个省区的政府负责人超过65岁，这些年龄将超任的地方大员是否会退居二线、什么人将会填补空缺值得关注。

在2014年的人事调动中，一批官员填补了反腐留下的空缺。在调动中，产生了一批政治新星，如李希、何立峰等人。2015年，政治新星会更多地出现。

第四，条条块块的权力在一些局部的领域，在2014年已经发生调整。如不动产登记等一些具体的监管领域。这些变化在2015年会加速。在久拖不决的条条分割的领域，如食品安全、市场监督执法（工商、质检、药监等）、海洋管理、债券市场管理等领域可能会进行更多的改革，强化市场监管会是2015年延续2014年的改革主线条。

第五，2014年，亚太地区十分不太平，中美之间的军机一度在南海十分接近、中日几乎处于擦枪走火的边缘令国际社会忧心忡忡，南海问题也上一度沸沸扬扬，这些问题2014年表面上有所缓和，但深层次矛盾仍无破解。2014年末，台湾地区政治上所发生的变化可能又增添这一地区安全问题上未来的不确定性。

第六，以上所述，均非中国政治领域最艰巨的挑战。最艰巨的挑战在于转变政府职能——让反腐高压下的官员，既要不贪，又要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