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狮”的醒来——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与民族觉醒

一个自尊、自立、自强的民族，才有远大而美好的未来。

岁月的车轮，驶入充满新的期冀和热望的2015年。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一个伟大历史事件，总是给人以深邃而久远的启悟。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深刻指出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抗日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战争唤起的伟大民族觉醒、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仍然是激励我们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实现强国强军梦想的不竭精神动力。

民族觉醒与民族耻辱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屹立着一座4.5米高的巨型雕塑《醒狮》。这是一种意象，一个标识，象征着四亿五千万同胞在抗日战争中的空前觉醒。

民族觉醒，是指近代中华民族为争取独立、自主、富强、进步而进行的思想启蒙和精神发动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征程中改变前途命运的新追求、选择前进道路的新定向、焕发生命活力的新跃升。

“朝曦入牖来，鸟唤昏不醒”。十八世纪后半叶西方工业革命的马达轰鸣，没有惊醒东方大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在昏昏沉沉、懵懵懂懂中睁开双眼的。

184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因为大清输给的是西方强国，即使割让土地，也是边缘不毛之地。个别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如郑观应向酣睡的国人发出“危言”警示，但不得不表白时处“盛世”，因而把自己的著作定为《盛世危言》，对“天朝上国”仍不乏自信。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一再欺侮中国，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时代呼唤东方“睡狮”醒来。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也”。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 给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耻辱，也促成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觉醒。“泱泱大国”居然败于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蕞尔倭奴”，而且赔款数额巨大，割出的是整块省区，并由此开启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灭种的危险，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爱国者的心头。

中国面临的不是强与弱，而是更严峻的存与亡的问题了。

《马关条约》签订不久的1895年5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这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一个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变化。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民族觉醒的启蒙发轫，甲午战争是民族觉醒的重大转折，抗日战争则是民族觉醒的总爆发。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即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全境。东北各族人民面临的是被奴役的共同命运，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实行“不抵抗”政策，并荒唐地提出“彼有强权，我有公理”，“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社会干预”。

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有悲痛的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令其无地自容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代劳？”

在强权和实力主导国际舞台的状态下，中国在反侵略时只有自己表现出意志和力量，才有可能争得尊严，否则自己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他人手中。从李鸿章甲午之战“以夷制夷”的失败，到南京政府乞求国联干预落空，都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的侵华野心并不因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而有所收敛，反而益发膨胀起来。

1932年，日本为侵略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燃起了广大民众与爱国人士的反抗烈焰。

1935年，日本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激起了“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救亡热潮。

1937年，日本又蓄意制造“七七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畔的枪炮声，彻底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睡狮”。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寇的洪流之中，中华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烽火。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回顾百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以近代百年的屈辱史换来的，是被列强一“棒”一“棒”打出来的。尽管民族意识的觉醒艰难曲折，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逐步深化。

历史的曙光，常常在最黑暗时闪现。民族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其民众心理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民族情感的唤起、民族态度的变革，就是这种民族心理变化的体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灾难，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只有到了抗日战争，中华民族觉醒最终得到集体呈现并引发质的飞跃，演绎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阔历史场景。

正如朱自清在《这一天》一文中所写的：“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从“死中国”到“活中国”，这确乎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

民族觉醒与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实际生活过程。

作为民族存在的反映，民族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是使民族得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从一定意义上说，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实质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觉醒。

“中国”这一词汇，虽然在历史上早就出现了，但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朝代、邦国、家室的总称，即“一姓之天下非万姓之天下”。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

“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称谓，细算起来也只有区区百余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