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发起前，中革军委根据前方侦察的情报，判断当前敌情是：“今日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根据这个判断，参战敌军4个团，约5000多人，而中央红军总兵力（中央机关、后勤人员除外）约有2万人，兵力对比大约是4∶1，红军兵力上占有明显优势。而且，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可以采取奇袭或伏击的方法予敌以重创，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也是有把握的。再考虑当时的情形，如果不迅速消灭追击而来的川军，红军很有可能会陷入川军部队的三面包围之中。但后来证明，这个敌情判断尤其是对敌兵力规模的判断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原以为敌人是2个旅4个团约5000人，实际上却是6个团1万多人，而且敌人还有增援部队源源而至。时任军委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对敌情判断失误原因作了这样的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按照当时敌军的编制，一般是一个旅辖三个团，一个旅的兵力是一个团的三倍。一字之差，令战场力量对比瞬间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给红军带来了几乎全军覆没的危险。
从1935年1月24日红五军团与川军郭勋祺部展开的梅溪阻击战开始，红军对战场敌情的掌握就出现了失误。1月27日5时30分，在朱德关于红军28日行动部署的命令中这样写道：“本十五日，我五军团先头营在梅溪与由温水开来敌约两个团兵力激战，经多次冲锋，均为我击退……判断进击梅溪之敌，恐系川敌廖泽所部……”而国民党《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二十四年一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中记载：“二十二日午前九时，廖旅始将酒店垭、松坎之匪驱逐后，当即占领……该旅即以一营维持该地秩序，一营位置于松坎前方二十里之七镇溪，一营据松坎右翼三十里之箭头山……”“二十五日我郭指挥，在温水、吼滩一带，将伪第五军团（约万余人）击破，并已将匪截成数段……”由此可以得知，在梅溪与红军激战的应该是川敌郭勋祺部，而非廖泽部。廖部仅辖模范师第三旅，而郭勋祺和潘佐为同一预备队，辖教导师第三旅和独立第四旅，兵力远胜于廖部。郭部素有川军“模范师”的称号，战斗力在川军中首屈一指。
27日6时，在关于川敌行动情况的通报中，仍将郭部误判为廖部。据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权衡敌我力量对比后，断然作出了“乘敌薛岳部主力尚在乌江以南、黔敌又遭到红军沉重打击的有利时机，以红一、红九军团各一部阻击由赤水、习水南进的川敌，集中主力求歼川敌教导师第三旅、独立第四旅共四个团于土城东北的枫村坝、石羔嘴、青杠坡地区”的决定。青杠坡战斗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恶仗，激战终日，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近乎陷入胶着状态，打成了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据俘虏交代，实际参战敌兵力为郭勋祺、潘佐旅6个团1万多人，另有两个旅还在后面跟进。郭勋祺部先到土城布防，以逸待劳，凭险据守。红军攻坚，正好撞进了敌人的埋伏圈，伤亡惨重，不得不立即撤出战斗。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针对这次战斗有这样一番评价：“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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