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 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5）

上述土地流转合约的双方关系与租金支付方式表明：传统村庄农户间流转土地的经济现象，仍是血地缘关系主导的内部化的村社理性机制在发挥作用，它是一种“包括血缘和作为血缘映射之地缘的村落的价值认同与共同规范……建立在以血缘认同为核心的村社意义世界的基础之上”的价值理性。［20］

（三）在工业化产业扩张阶段，村社理性对现代经济危机的“软着陆”作用

传统小农村社还能成为一旦发生全球输入型经济危机时各种问题得以“软着陆”的地方，尤其是成为进城失业农民仍然可以返回农村就业与生存的弹性空间。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中国高速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基石，“正是农民可以在进城务工经商失败后返回家乡熟人社会生产生活，城市没有形成大规模贫民窟，从而使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使中国现代化的重心稳定，城乡社会有序，使中国可以经受得住几乎任何经济、金融、社会危机的冲击。”［21］

整体上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乡土社会承载城市资本的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三农中国对城市中国的产业资本危机的“化危为机”，起了重要的载体作用。以2008-2009年中国正式进入全球化产业扩张之时的第一次危机发生时为例：之所以东南沿海企业倒闭时2100万农民工失业而几乎没有发生严重问题，很大原因在于理性的政府以财政手段进行深度干涉，在大幅投资农村建设以解决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时，广大农村地区还能够成为“软着陆”的“蓄水池”，其池底——农村土地财产关系中的成员权“共有制”还没有被完全打破，“2.4亿户农民家庭大多数还有‘一亩三分地’作为无风险资产，而且300多万个村社也还有机动地、村办企业、多种经营等能够内部化处理严重负外部性成本的回旋余地。” ［22］

而在当今资本过剩状态下，以“村社理性”为实践原则的发展模式，还可以使村社共同体成为应对“资本下乡”的保护机制，从而最大化地保持村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23］诚然，若从历史意义的、更宏观的多元角度来看，中国的小农村社优势还在：“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着世界上最众多的村庄和农民，大多数农民在村子里仍然从事着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而这些小型的、多样化的家庭农场是最能解决未来人类食品安全问题和避免工业化农业的耗能困境的，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的根基之所在。”［24］

三、小结:进一步的问题探讨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之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比较优势”，到目前来看，主要是在人多地少紧张关系及城乡二元结构制约张力下、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客观形成的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

政府理性体现在政府直接作为经济主体推进资源资本化并且占有收益——无论是集体化时代由中央政府主导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还是改革开放后以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方式大办乡镇企业和大办开发区获取土地资本增值收益、进行招商引资。村社理性主要表现在：社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中的“内部化”机制；在农村劳动力流出阶段的土地流转中发挥有效作用；对现代经济危机的“软着陆”作用；等等。

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日益深化——“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动力由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为主变成了外部需求的拉力为主；在金融体系上，“中国主动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由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新循环”，对外形成“金融依赖”；［25］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结构性矛盾——劳动力，产能和金融“三大过剩”压力，以及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加剧失衡问题。［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