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 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6）

而农村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村社理性正日趋遭受瓦解：新增人口不再分地的法规颁布，农村青年劳动力大规模流出农村，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和女性化，这都极大地削弱了农村社区长期存在的能够靠内部化来降低外部风险的机制，以及“三农”对工业化危机的承接能力和社会调节机制。

中国是否还能维护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这两个比较优势，已经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由于继续加强其理性经济人特征的公司化地方政府推进激进发展主义，农村生产力三要素均因被“农业外部定价”导致大幅度净流出，一方面是史无前例地出现城市化大跃进，另一方面是农村经济基础衰败、“劣绅驱逐良绅”，遂使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村社理性无效。由此，三农问题及乡村治理困境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不得不面对的多种挑战之中的“重中之重”。

中国在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的战略转变之中，将其强政府的经济理性通过深层次改革的整体推进，转变为以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建设生态文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为主的“善治”理性；并且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中，采取“针对村社多边合作的资源注入和有效制度供给”，［27］以此修复、发展村社理性，这是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的要求。多年来从事当代新乡村建设的一批知识分子，以村庄为基本单元在全国范围内一些有条件的农村从事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性的合作试验，［28］一方面顺应了中国工业化中期之后“以工补农，以城返乡”的政府理性转变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冀望于通过干预性试验研究形成对小农村社理性的科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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