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新论 政府主导下增长连续性丧失（2）

（二）政府强势干预对经济增长连续性的影响

1.高额财政赤字削弱经济增长基础

名目繁多、覆盖面广、受益群体大、福利规格高的社会保障现状，是导致政府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即便是在经济危机时期，福利的规模依然没有随之下降。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希腊政府持有的外债占其外债总额的79.9%，然而为了维持国家经济，政府只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借新还旧。2009年12月希腊政府又发售了20亿欧元国债。在其主权评级被标准普尔和穆迪分别调降的情形下，意味着政府的借贷成本进一步被推高，危机形势十分严峻。而同陷主权债务危机的葡萄牙和爱尔兰中央政府债务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在2008－2010年间也呈现恶化态势，2010年爱尔兰背负着接近其财政收入1／3的赤字水平。截至2013年这三国的该比例仍高于欧洲平均水平3.3%，情况不容乐观。图1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网站，， 图由作者自制2.高税负降低经济增长活力

从高福利背后的财政支撑来看，最主要来源就是税收。一方面政府不断扩张的职能边界，需要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作为保障；另一方面为保持现有的福利水平，甚至提高这一水平都需要以不断提高的税收水平作为后盾。但税收是一把双刃剑，高税负会直接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个人和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生存的空间越收越窄，迫使企业不断向外转移。其后果必然是影响国内就业，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动力。有统计数字显示，以欧盟25个成员国为统计口径计算，其生产占制造业产量的比重在1980年为26%；到2003年，该比率缩减为22%，到2015年可能会降低到17%左右。［4］而比产业外移情形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将较多的资源用于刺激国内消费，减少了对人才培养、高新技术、科研等领域的投入，在源头上降低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企业在缺少政府支持、缺乏人才支撑，运营成本逐渐被推高的环境中，必然要向条件相对宽松一些的国家流动，从而使福利国家的内源性增长动力越来越少，处境越来越被动。

（三）福利国家制度与经济增长连续性的关系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曾说过，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这种生产性指的是创新，只有经济有了持续增长的源泉，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

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就在于经济增长不能与福利国家制度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也就是经济增长的连续性出现间断，福利保障缺乏有效支撑，动摇了福利国家制度生存的土壤。政府出于政治需求考虑，加之民众维持高福利的强烈诉求迫使政府不得不大规模举债，最终经济增长的连续性贡献与高福利需求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债务快速累积，导致危机发生。

以希腊为例，2008年以前，希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6.4%的速度增长，这不仅在欧盟，在世界上希腊排名在50个富裕国家中的第39位，也属于经济增长较为迅速的。其增长的土壤一方面在于与欧洲发达体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另一方面归功于三大支柱产业——农业、旅游业和航运业，这些产业为希腊的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从2001年至2008年间，希腊的GDP由1835.83亿美元增加到2329.2亿美元，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始终在125.4%到128.8%之间徘徊。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和深化，2009年希腊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143.6%，GDP却减少了13.2亿美元。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连续性被打破了，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政府与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结构迅速恶化，债务危机一触即发。

根据经济学理论，如果一国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不断增加该国的生产能力。有两个因素对于一国生产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一是可利用的资源数量；二是这些资源的生产率。这样来看，希腊可利用的资源数量本就不占优势，存量的不可增加性直接影响了产出的增加性。在资源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要维持原有的增长水平，需要增加投资，减少消费，以便让更多的资本能够流入生产领域，转变为生产资本。而在2004年－2007年间，希腊等国的家庭消费年增长率一直处于高位（见图2），2009年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希腊的消费率为91%，储蓄率却仅有9.1%；西班牙消费率达到77.8%，储蓄率为22%，爱尔兰的消费率为68.6%，储蓄率仅有2.4%，“棘轮效应”显现。对处于储蓄率过低、消费水平不能随收入同步降低的福利国家而言，已不可能用国内投资带动经济，只能以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导致了资源的无效配置，扭曲了经济增长的正常轨迹。

图2家庭消费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全球宏观经济数据（图由作者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