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新论 政府主导下增长连续性丧失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欧洲各福利国家也不同程度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这既与各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密切相关，也与日益增加的福利开支同经济增长连续性间断或丧失有着深刻的渊源。

一、愿景与现实

福利是“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因素，其中既包括物质的因素，也包含精神和心理的因素。”［1］哈里·格维茨则认为“福利国家是社会在基本需求方面为其成员的福祉承担法定的，因此是正式的和明确的责任的制度的表现。［2］

福利国家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并被广泛推行后，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政策措施不同，但都以国家干预社会福利的分配和再分配为主要特征。与此相伴的是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攀升，有的国家超过了其GDP的30%，再加上其他公共开支，这一比例一度超过50%。福利开支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带有超前消费性质的福利措施在资本主义经济急剧扩张、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的阶段没有出现与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但当资本主义经济放缓时，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开始显现。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索，西方经济陷入“泥潭”。生产规模缩减，社会结构性失业增多，失业率高启不下。而福利国家制度得以延续的前提是充分就业和高税收，大面积失业带来的新贫困意味着在税源减少、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还要增加开支，由此各福利国家债台高筑，财政赤字空前增加。

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尴尬处境不同，新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以撒切尔、里根政府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干预、削减社会福利等自由化举措大行其道。这股私有化浪潮对福利国家制度产生了巨大冲击，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影响了政治发展。“从70年代中期开始，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就非常被动并且节节败退。甚至在一直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最稳固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也结束了其连续执政34年的光荣历史，于1976年下野。”［3］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在重创国内经济的同时，欧洲等以高福利著称的国家也被卷入其中。2009年，希腊财政赤字对GDP的比重为12.7%，远高于先前所预测的6%。全球三大评级公司均下调了希腊的主权信用等级，希腊的债务危机雪上加霜。2010年4月，标准普尔再次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BBB+降为BB＋，发展前景负面。这是从1999年欧元区诞生以来，在欧元区国家中希腊国债首次沦为“垃圾债券”。2010年9月底，爱尔兰财政赤字升到其GDP的32%，被迫考虑接受来自欧盟和IMF高达850亿欧元的贷款。

一项旨在提高人民生活福祉、减少经济周期性波动、保障公民充分就业的制度为什么会成为一国甚至多国陷入经济危机的重要推手？政府究竟应不应该包揽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重要事情？政府因为过多的干预了社会生活而加重了自身财政负担，并由此导致了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政府与公民的界限又在哪里？

二、根基动摇：政府主导下的

经济增长连续性丧失虽然维持现有高福利甚至进一步提高福利水平，必然增加政府负担，但这不是产生债务危机的充分条件。只要经济保持稳定增长，高福利是没有问题的，二者会形成共生的态势。只有当经济增长放缓或是负增长，难以支撑高福利支出时，事态才会恶化，资金缺口会迅速增加，债务问题立即显现，由此埋下危机的种子。

（一）政府主导下经济增长连续性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管理经济，即要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是连续性增长。为什么强调增长的连续性？

凡是涉及经济增长，GDP常被拿来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因为它代表了一国国民产出的增加，而与此密切相关的人均GDP则能更准确说明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程度。以美国为例，2004年美国人均GDP为4.03万美元，2012年为5万美元，增长了1.24倍，相当于每年保持2.67%的增长率。如果这样的增长是间断的，或者说没有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长，那么每降低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减少0.33万美元。当减少到0.67%时，则接近于1900—1987年印度（每年0.64%）、巴基斯坦（每年0.88%）等国的平均增速。换言之，如果人均GDP增长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美国将会很快被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超越，甚至人均收入水平比不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还要少。如果没有本次经济危机，美国人均GDP增长率与前期保持一致（维持在2.67%），那么到2013年末，人均GDP则有望突破5.4万美元（2008年美国人均GDP增长率为-1.3%，2009年为-4.37%）。事实上，2013年末美国人均GDP为5.12万美元，相当于国家中的每个人都为经济的波动“埋单”近3000美元。由此来看，增长率上的微小差异会直接影响到长期人均GDP增长和国家的综合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