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新论 政府主导下增长连续性丧失（3）

三、欧债危机背景下福利国家的新一轮改革

尽管福利国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主观改进和客观倒逼的因素在其中。但应该看到福利国家制度实施的几十年时间中，有效发挥了“减震器”的作用。因此，福利国家制度不会简单的因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而出现根本性变化。相反，它会根据当前出现的问题，不断改进，从而更好的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契合。

从目前情况看，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国先后对其国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具体内容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均包含了财政紧缩、削减社保费用、改革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增强了政府财政对弱势群体救助的针对性。国家 福利制度改革措施西班牙 一是提高养老金体系的发放能力，尽可能实现养老保险体系的收支平衡。把未来14年内养老金领取者的退休年龄由65岁提高到67岁；二是把个人在退休前对养老金的贡献度同退休后收入挂钩。把退休者的养老金领取基数由退休前最后15年的平均工资水平改成退休前最后25年的平均工资水平。三是赋予参与人更多的自主选择权。缴费年限不同，退休后所获得的收入替代率具有较大的差别。希腊 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单一化和管理机构的专业化。一方面提高退休年龄，退休金领取者的年龄从60岁提高到了65岁。同时降低养老金发放标准，根据养老金领取的金额，给予不同的政策。养老金低于每月450欧元的，政府给予的过节补贴和养老金不作改变；在450欧到1200欧的，养老金不减少，但过节不贴减少或者取消；高于1200欧的缩减10％以上。葡萄牙 2008年建立个人自愿退休储蓄账户制度，对于年龄在50岁以下的雇员每月将上一年度平均工资的2%—4%计入个人账户，50岁及以上需缴6%。从2011年开始削减每月领取养老金在1500欧以上人员的给付水平。虽然改革初见成效，但从改革的本质来看，仍无法摆脱福利开支大幅增长增加政府负担削减财政赤字无法提供相应的福利保障的怪圈。Pedro Schwartz在评价福利国家改革时，说道“想要通过本身就‘不合乎逻辑的’、‘零碎的’改革来保全自己，根本不可能。”［6］历史实践表明，每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福利国家都会相应扩大福利保障范围，而当经济走向衰退时，缩减扩大了的福利开支往往会遇到来自民众、利益集团等各方面的阻力，希腊削减财政赤字的目标一直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各福利国家试图“通过一些细微的、渐进的变化导致长期的逐渐改变，而这种逐步变化可能会对某一体系形成长期的系统校正”［7］ 的理想却始终没有真正实现，改革仍在继续，未来的走向和趋势在哪里？

（一）价值重塑：以社会公正为核心

帕德里克·戴蒙德认为，福利国家走到今天已经远离了它设立的初衷：体现团结和公正等鼓舞人心的理想。今天的福利国家已由保护弱势群体免受工业资本主义的压迫转变成为不能自力更生的人提供全方位保障。再加上福利国家制度与国内意识形态、权力均衡、利益诉求等高度相关，本就是一种相对脆弱的制度。当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90年代取得成功后，福利国家制度变得越来越脆弱。

重塑福利国家制度的价值取向，不仅需要反过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立场，而且要显示福利国家制度令人信服的道德追求。帕德里克·戴蒙德指出，原有福利国家的平等主义仅限于对商品和服务所进行的平均分配，这样的分配形式建立在将所有人都视为相同个体的基础之上，不具有现实操作性，且忽略了个人多样化的需求。在具体定义上，他给出德国政治学家沃尔夫冈·默克尔五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领域：对抗贫困、创造尽可能高水平的教育和培训、实现充分就业、提供保护和尊严、限制阻碍上述四个目标的行为。重塑价值取向的福利国家应该是积极的福利国家，同时“积极的福利国家必须是成功的‘弹簧床’，而非保护人们在余生中不再失败的‘安全网’。”［8］对于社会公正应实现的目标，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没有人应该生活在日积月累的困顿之中，永远从事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工作。我们需要创建一种专门的分配公正理论，用以支撑人的一生，同时集中力量解决大量特定的不利因素。”

（二）模式创新：从单个国家独立改革向多国协商形成合力改革转变

尽管欧洲各国不同程度地实行着福利国家制度，但由于文化背景、政策措施、税收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改革并不同步。欧债危机的发生表明，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如果继续任由单个国家分别采取各自独立、站在本国立场的政策措施，很可能在应对危机上难以形成合力，并在长时间内显著影响经济复苏。高福利导致政府负担过重已不再是单个国家单打独斗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边界成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问题。2011年12月欧洲峰会，除英国外的26个成员为签署了“财政契约”。这一契约的签订，为欧盟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放式协调法（OMC）”也被欧盟内部采用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试图使欧盟各国在福利政策等方面展开进一步合作，利用超国家行为、政府间的合作来解决目前各国面临的危机。同时，“社会标准化工程”也旨在提出各个成员国共同接受和向往的社会标准，以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作为基础。各成员国制定社会政策时需要与欧盟的政策目标看齐，各国协商合作的趋势愈来愈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