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原因新探（2）

2.中共党内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都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和干预下发生的。

在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莫斯科不得不承认现实，于是决定改变支持武汉国民党和政府的政策。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立即退出武汉政府，并谴责武汉政府的反共反革命行为；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错误，撤换犯有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改组党的机构，并派30岁的罗米纳滋和25岁的纽曼来华接替鲍罗廷、加伦和维经斯基等人的工作，着手解决上述问题，这才有“八七”会议的召开。当“八七”会议召开之时，斯大林并未要求中共立即组织武装暴动，甚至对南昌起义能否成功将信将疑。斯大林要求中共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继续利用国民党的旗帜，认为目前中国革命尚未进入“苏维埃阶段”。他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说：“当然在中国也谈不上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因为只有在革命高涨的环境中苏维埃才能成立和兴盛起来。”［6］当南昌起义取得初步胜利，各地秋收暴动的相继爆发，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斗争与倾扎等情况出现后，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感到中国革命应该进入“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在1927年9月27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会议上说：“现在，当国民党人因为勾结反革命而声明狼藉，威信扫地的时候，在运动获得进展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7］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米纳滋提出“左”倾的无间断革命论”和片面强调工人成分及实行惩办主义的主张，这些均被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毫无保留的接受了，导致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出现，但不久就破产了。尽管中共中央的盲动主义实际上来自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但停止盲动主义也来自莫斯科的。1928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了斯大林、布哈林亲自参与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首先点名批判了罗米纳滋的所谓“无间断革命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8］认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9］同年4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决议案，并基本上接受该决议案的精神，停止了所有盲动主义的暴动计划，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结束。

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停止，不过，由于全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实质和危害，而且只是在共产国际的外在批评停止实行的，莫斯科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邀请中共党的负责人去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但大会远没有达到使中共党内思想统一的目的。之后不久，又召开了共产国际六大，正式提出后来被证明是“左”倾的第三时期理论，并且还认为进入第三时期后，各国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右倾和右倾调和主义的倾向。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指示中共党：“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事态的发展方向是近期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席卷全中国，无论如何也会波及到许多关键性的省份。”“党面临的任务是在斗争的过程中准备和聚集力量，以便迎接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决战。”“必须集中精力组织和加强红军，以期将来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去夺取一个或数个工业中心和行动中心。”［10］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为李立三等人所接受，逐渐形成了中共党史上以“立三路线”著称的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理论和政策。以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行动虽然被共产国际所制止，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六大以及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一系列“左”的理论和政策。六届三中全会告同志书中，继续认为右倾是党内主要危险，就是明证。

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处理是比较合理的，但共产国际大为不满，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指出李立三犯的不是个别错误，而是路线错误，不可能不导致敌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这一做法，其目的是反李、打瞿、扶王。1931年，在米夫的直接指导和控制下，王明等人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历史已证明，以纠正立三冒险主义为口号而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但未能真正达到纠“左”的目的，反而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奠定了基础，导演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给中共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更大的灾难。

3.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直接源于共产国际。

抗战爆发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形势的需要，也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共中央和莫斯科的看法一致，但在如何促进统一战线的实现方式上，彼此的看法却有差别。1937年中共在陕北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强调两点：一是在军事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二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正是这两条，不但在中共党内引起了争论，也同莫斯科的意图发生了冲突，同年9月下旬，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醒中共领导人，在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问题上不要提出过“左”的口号和要求；要坚持以现有的国民政府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不要设想建立各党派的政府；要树立长期合作的思想，不要作一时的打算和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对国共合作要坚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原则，不要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这些观点，正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来源。王明回国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所作出的报告就是明证。他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一切服从抗日。”应当承认“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要向统一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要分裂军队的统一。”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