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原因新探（3）

二、毛泽东同志曾为摆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进行过多次抗争，但效果不佳

在第一次大革命末期，中共党出现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开始了艰苦的抗争。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反对党内存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但遭到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批判，说该文的观点是幼稚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同年底，他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一文，这与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段》一文相对应的，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分析，从理论上引出他的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即以农村革命为主，而以城市革命为辅的认识，毛泽东在文中不胜感慨地说：“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12］1927年初，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地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污蔑。这篇文章虽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但在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滋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建议，不让大家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13］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认真地进行了反思，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尖锐地指出：“以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农民运动。……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14］秋收起义受挫后，他立即改变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率部队向农村进军，这在突破俄国革命模式、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上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不断受到“上级”的各种干扰，出现了1928年的湘南失败和“八月失败”。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文中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里面。”他还说“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5］这些是他对“国际指挥中心”发出最明确的挑战。他的上述这些认识，犹如空谷足音，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最让他头痛的是毛泽东发出上述呼吁不久，莫斯科便将王明等人强加给中共中央，从而使中共党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赣南会议），此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对毛泽东主持的中央苏区的批评全面展开。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除非、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来反对；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1932年10召开的宁都会议，彻底的解除了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领导职务，这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丧失的重要原因之一。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得以破天荒地独立自主地作出重大决定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电讯联系的突然中断，莫斯科无法直接干预中共内部事务。但是，遵义会议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莫斯科和中共的关系，也没有完全打破中共党内存在的对莫斯科的迷信心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委派潘汉年、陈云赴苏，向莫斯科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情况，汇报遵义会议的结果，以求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就是最好的证明。西安事变发生后，莫斯科大加指责张学良，而中共却继续支持他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又出现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采取了暂时容忍的态度，一方面等待实践来教育广大干部，另一方面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他们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支持，从而使得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得以成功召开，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真正得到巩固，并且在这次会议上公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然而，1940年3月王明在30年代初写的一本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延安再版，再版序言里说：“有好些同志要求将此书加以翻印。”同年12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但在讨论这个指示时，有的高级领导干部却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而只是策略上的错误。1940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和莫斯科先后围绕皖南事变和军事援苏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一切更加使得毛泽东敏锐的意识到，必须通过一次教育运动，彻底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全面摆脱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控制，已经十分必要。

三、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和援助中共，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很少顾及中共的利益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了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推广在全世界俄国革命的经验，欧洲不少国家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并一度出现革命高潮，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这就大大出乎列宁的意料，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却继续高涨，因而苏俄和共产国际开始关注东方各国人民的斗争。1920年列宁起草了著名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俄布尔什维克党、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开始直接介入中国，帮助中共党成立，推动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初步胜利，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反共暗流也迅速发展起来，苏联和共产国际并不关心这一点，反而压制中共，反对将右派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也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还提出关于“保持国民党统一”及“利用右派”的政策，致使蒋介石的和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得以取得成功，导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召开八七会议，严厉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借以推卸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责任，继而，共产国际和罗米纳滋提出来了“无间断革命”论的“左”倾盲动主义方针，为以瞿秋白为首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毫无保留的接受，导致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出现。这次“左”倾纠正不久，共产国际六大召开，提出来了后来被证明是“左”倾第三时期理论；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开始了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唆使下强行收回中东铁路，这三件事发生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方面要求中共党开展反右倾和右倾调和的倾向，另一方面要求中共中央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立即开展“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斗争，这就促使中共的政策迅速“左”倾，出现以李立三为代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这也为后来反李、打瞿、扶王埋下了伏笔。自大革命失败以来，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并不重视，他所重视的是中共中央是否忠实地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是否忠实地按联共和共产国际的旨意办事，这是莫斯科决定派米夫冒着生命危险来华，扶持王明上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