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进行延安整风（2）

后来，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这个临时中央也很快移到中央苏区，从而使中央苏区也开始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这种危害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军事上实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国民党军队大打正规战、阵地战，搞“短促突击”，跟敌人拼消耗；二是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把所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都看成革命的敌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拒绝与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合作。这一系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关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写了9篇笔记，有5万多字。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以临时中央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在这次会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毛泽东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毛泽东个人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毛泽东后来曾经回忆说：在此之前，“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与组织问题，并未触及思想上、政治上的问题。张闻天在代表中央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仍然肯定地说：“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此后，毛泽东曾经努力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他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只是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依旧根深蒂固，一些同志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因此会议没有就此作出结论。这件事让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为克服右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除了犯 “左”的错误之外，还犯过右的错误。

如前所述，王明最初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拒绝与任何党派开展合作。但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他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这个政策的转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促进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以在此问题上，王明是有功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毛泽东后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评价说：“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 ”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王明的所有这些主张都是建立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几乎是亦步亦趋，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实这也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回国了。他和陈云、康生一起乘坐苏联专机抵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还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题为《饮水思源》的讲话，把王明比喻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是“喜从天降”，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应该说，毛泽东对王明回国是热烈欢迎的。

王明在回国前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地位相当高，负责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他这次回国，感觉也非常好，把自己当做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所以一回到延安就到处发号施令。张国焘曾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 ”王明这次回国后，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极力抹杀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和本质区别，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他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靠自己的发展壮大来巩固统一战线，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国民党才不敢破坏统一战线；同时也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也才能真正团结小资产阶级，扩大统一战线。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的尚方宝剑，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深受其影响，导致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未能得到贯彻。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到武汉领导中共长江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这一时期，他一再地与中央闹独立。他刚到武汉，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他未经毛泽东同意，就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对记者的公开谈话；3月24日，又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递交了 《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在此期间，王明还试图与延安分庭抗礼，甚至公然否认延安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要求把书记处搬到武汉，并且指责毛泽东、张闻天不应该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俨然要使长江局成为与中央对立的第二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