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执政话语建构及其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执政话语实现了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历史性转型，提升了自身的解释力和吸引力。并且，以“建设”为核心的执政话语内部也存在着变迁，不断实现从基于发展实效的话语向基于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话语的转变。

基于发展实效的话语建构

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世纪之交，该阶段执政话语创新及其建构的特点是：立足工具理性层面，以经济发展为基点，建构“生产力发展”话语体系，着力于对党的经济绩效合法性的认识和论证。

韦伯指出，现代世界日益走向合理化，工具合理性支配着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整个世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祛魅”的时代。1978年以后，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个“祛魅”时代，意识形态不断世俗化和工具合理化，其展现形式是中国式的，即“生产力发展”话语的塑造与宣传。除了社会转型、现代性的合理化趋势，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心转移也是生产力话语凸显的重要原因。大致说来，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革命型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借助革命理想和整体主义价值观培育民众的认同，但它毕竟是一种基于价值合理性的认同，不具有“利益”的实效支撑。在世俗化时代，执政合法性必然要转向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也必须围绕经济绩效合法性展开。

“生产力发展”话语成为这一阶段执政话语创新的中轴，党的理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理论成果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实践标准论”。通过确定实践标准，破除革命教条主义；以功能思维取代传统的“定性”思维。被传统意识形态判断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由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而在功能思维下具有了合法性。

“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论”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定位”，破除了套用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设想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合法性。生产力落后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党的执政话语建构要围绕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而展开，而不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为蓝本。

“根本任务论”。“初级阶段论”涉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引出了“根本任务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包括意识形态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一根本任务。“政治挂帅”的话语需要让位于“生产力发展”话语。

“市场经济论”。在革命型意识形态里，突出“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强调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这自然会引申到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批判。“根本任务论”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是现阶段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效的经济形式。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我们党确立了新的分配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话语是“生产力话语”在分配层面上的表现形式。

“‘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论”。将市场经济作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形式，在意识形态领域必然会遭遇到“姓社姓资”的争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确立生产力话语在意识形态争论中的“范式”地位。

“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论”集中反映了生产力话语的回归。“社会主义本质论”仅仅抓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通过极具意识形态性质的阐释方式，最终将“生产力话语”（当然，也包括共同富裕话语）定于一尊。

“三个代表论”。发展是共产党的第一要务，其创新意义在于，它将理想世界的目标“下降”为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满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大目标。使以价值合理性为定向的执政目标世俗化、具体化，规定了执政话语的基本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