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五大问题与五个建议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基于市场、产业的集聚功能，发挥社会、个人的主体作用，政府的指导、引导作用，既可以少走弯路，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又可扩大内需，带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当前城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制约协调发展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国家基础设施投入、重大项目安排，一般倾向于中等以上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科研院所、高等教育布局也在主要城市，导致越是层级高的城市拥有的包括行政、资金、人才资源等越多，发展越快，吸纳就业的能力越强，不仅加重了特大城市的人口承载压力，也从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吸引力。中小城市尽管发展冲动强，但由于在基础设施、人才、产业配套等资源约束方面远落后于大城市，因此对高端人才吸引力差，创新人才流失，招商引资困难，发展后劲不足，凝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弱化。大中小城市很难协调发展，“马太效应”凸显。

就地城镇化存在实践误区

在2014年9月公布的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试点方案中，确定在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东中西不同区域共62个地方开展试点，并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产业基础薄弱、人才资源少，创业、创新能力不足等原因，对人口的聚集能力有限，城镇化的结果可能是建了城，留不住人。事实也表明，东部地区的大多数县以下地区、中西部地区市以下地区均为劳动力流出地，这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用脚投票的结果。相对而言，中西部大城市、东部地区的中等城市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以此为依托推进城镇化或许是更好的选择。选择就地城镇化既没有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也没有产业作支撑，需要长期的培育才有可能。

城镇化资金投入难以为继

除预算内收入外，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对外举债（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抵押贷款）解决城镇化资金投入问题。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债务增长较快，风险敞口扩大。欠发达地区地方性债务占GDP比重显著高于发达地区。除了少数有高速公路等现金流还款来源的融资平台，很多地方向融资平台注入的资产均为土地，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担保或抵押，也依赖土地升值带来的土地出让收入。由于融资平台缺乏清晰的法规约束和风险控制机制，随着融资平台债务逐渐到期，其本身隐含的债务风险也对地方财政构成压力。尤其是随着地方性债务规模的持续上升，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债务风险不断加大。

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不清

城镇化应与工业化相适应，与产业发展同步，国家主张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长官意志代替政府职能的情况时有发生，引导与主导的运用时有错位。属于政府该做的事务，往往不及时、不到位。如城镇规划问题，过多地体现长官意志，换一届领导换一个思路，规划的科学性不强；属于社会、个人投资范畴的事务，个别地方政府则主导进行。有些地方主要领导习惯于拍脑袋干事，主观上有尽快看到政绩的思想，不顾当地产业发展水平，片面理解城镇化，不顾群众意愿，急于求成，贪大求洋，不切实际推进城镇建设，群众不买账，大拆大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空城、鬼城”不断出现。这不仅影响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也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继而影响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干部使用考核体系不完善

城镇化建设需要一支好的干部队伍。许多地方基层基础差，公共服务薄弱，机会少，县及以下的干部工作不安心，干几年就想着离开，不少干部是走读干部，身在基层，心在城市；干部考核重指标、重显绩，造成数字游戏、报喜不报忧时有发生，大广场、宽马路、新城区等政绩工程屡禁不止，这就很难实现打基础、利长远的要求；制度执行的考核刚性不强，上级部署的很多工作，年底考核验收，重汇报，重材料，量化指标操作性不强，往往是皆大欢喜；考核结果运用不够，考核与干部使用、评先树优脱节，先进轮着当，干好干坏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