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2）

汇率。通过这些年的调整已经接近均衡水平，有几个观察角度，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当局是不是频繁的出现，是不是非常强地把汇率往某个方向引导，如果是，那么汇率市场化、弹性化是不够的，如果不是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水平了，我认为已经接近均衡水平了。中国恰恰在利率改革上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收益率曲线。我们要创造一个无风险，按期限排列的平滑的曲线，为我们全社会的投资、存款、贷款、金融活动提供基准。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收益率曲线，但是还需要完善，至于收益率曲线是基于国债市场形成的，还是基于银行间的市场形成的，还是基于混合技术形成的，争论不休。

第二，为金融市场的运行要提供基准。为金融体系提供一种机制，能够稳定的提供长期资金，提供权益性资金。中国到现在是不缺乏资金的，中国从1994年开始就是一个储蓄过剩的国家，是不可能短缺的，如果有短缺也是体制、机制上扭曲了它，资金是不缺的。缺是的什么？第一，缺长期资金。中国经济还在发展过程中，要投资，就要有城市化、工业化，无论是哪个“化”，都需要长期资金，但中国从筹集资金来说筹集的都是短资，平均算一下是两年多，但是资金使用平均是四年。所以，金融改革就是要扭转资源错配。现在都是长期资金，而长期资金的不足会给商业银行造成非常大的风险。商业银行理论上不能发放中长期贷款，但我们已经发了60%，潜在的都是风险，因此长期资金的筹集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把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任务落在实处，不要落在口头上。从上个世纪一直到现在，投资所占市场比重持续下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把它成为直接融资的工具，债券发展得很快，但是中国债券是A银行发，B银行买，绕来绕去变成一个间接公式，所以要把以企业作为债务人发行信用债券；现在我们还需要发展长期资金的机构，要发展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尝试建立面向住房市场的住房金融机构，面向城市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机构。这样我们才能把期限结构扭过来。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金融机构，在目前体制下，当非金融机构拿到资金时就变成负债了，我们要发展权益类的公益机制，更重要的是放开民间金融，破除从解放初期就开始的国家信用短期。

第三，需要解决降低债务率和杠杆率的问题。中国的债务率、杠杆率在结构上没问题，但是总量上有两大问题：第一，企业负债率过高。中国没有自己的自由资金筹集机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持续不断的筹集机制，这些机制都是阻隔；第二，地方政府负债率。中央经济工作会六条改革任务里面有一个债务危机，这个危机很严重。

各级政府，尤其到县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严重不平衡，债务率非常高。如果说经济下行，如果说房地产不行，如果说城镇化转型，那么传统筹集资金还款机制就受到阻隔，问题会更加突出，所以，我们必须解决好企业债务率过高和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第四，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开放型经济体的目标。

三个阻碍：第一，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第二，人民币没有完全兑换；第三，人民币没有国际化。现在主要的资本项目开放，就是两个向内，三个向外：两个向内，非居民用外币投资于人民币定值的债券，投资于人民币定值的股票是受到限制的，下一步应该放开。人民币投资于外币定值的股票和资产。人民币可兑换的问题，人民币兑换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需要制度清算，而且设施也需要进一步建设。最后，国际化的问题。我的主张是这个问题不要涨落得太厉害。我们可以避免货币种类的筹备，债务、债权，因为定值种类不同，可能有错配的问题，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本身也有弊端，因为它会使得发生在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事情都会影响货币政策——“人在家中坐，货币从天上来”。我们必须承担中国的国际义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义务。所以美国从来没有说过国际化，所以我们也要稳步推进，静观其变是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