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成为历史 （2）

须知，我党当年在延安办了三十多所大中专院校，相当一部分学员出身高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官二代”、“富二代”。要当官人家原来正做着官，要发财人家祖上就是富翁，可是他们抛弃荣华富贵来延安自找苦吃。这是为什么？我们党是革命党，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队伍，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它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学员来自五湖四海，不满足于已有的一点点成功，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通过抗日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服务，以此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大同小异，当年的政治方向就是这么确立起来的。

再回答第二个问题，这实质是人的问题和队伍自身建设的问题——政治方向确定了，接下来能不能有一支素质过得硬的队伍来沿着政治方向一路走下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关键要靠人、靠队伍，其中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是我党对国际共运的又一大实践创新，没有这条我们很难取胜。

当年国民党与我党争斗每况愈下，蒋介石也在总结甚至也在“学”共产党的一些做法。但记者斯诺总结明白了：别的都能学，就一样他们学不了，那就是共产党军队的“革命觉悟”——那种在艰苦卓绝革命道路上被打倒了又站起来，被打散了又聚起来，官兵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劲头儿。这种精神变物质的力量真是太大了，我们就是靠这种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起家的，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领导以身作则、官兵互爱、人人政治上人格上平等的发酵作用。

再回答第三个问题：一句话，今非昔比啦！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党员干部掌管财富的权力大了、机会多了、环境好了，这本身并不是坏事。但一些党员干部“守土无责”，只抓了物质的一手，扔了精神的一手。应该注意到，在改革开放后，国内总是有一伙存心不良的人，做梦都想推翻共产党。他们极尽歪曲丑化抹黑共产党的历史之能事，你说东他偏说西，你说张思德为人民服务去烧木炭，他偏造谣说去烧鸦片了；你说延安整风精神，他偏说毛泽东阴谋整人；你说南泥湾精神，他偏说破坏了生态；你说七大确立了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历史地位，他偏断章取义质疑“红太阳是怎么升起来的”，等等不一而足。

更为严重的是，面对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胡编乱造，我们的一些主管部门竟然保持沉默，任其泛滥，还为一些乌七八糟、污染人们灵魂的东西开绿灯“掌控舞台”、“占领阵地”，久而久之哪里还有什么正能量可言！正如小平当年所说，我们的思想理论战线软弱涣散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对这些别有用心的言论，如果主管部门都不能理直气壮的对错误论调进行驳斥以正视听，其他党员干部又怎能敢于亮剑呢！须知，越是情况复杂越要引领清楚。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啥都对啥都不对，没有个是非里表，导致一些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上的困惑，行动上的无所适从，不知咋做才是对了。

有的老干部说，“过去要求公私分明，钉是钉卯是卯，偶尔用个公家信封邮票都觉得脸红心跳不自然。”是这些标准降低了、要求过期过时了吗？从来没有！现在有的干部总拿宋美龄当“挡箭牌”：当年有人从延安回南京，说起共产党的政府如何清正廉洁的见闻，宋轻蔑地说，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其实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种预设根本不成立：前面所说的那些抗大学员的事例作何解释呢！相当多老一辈革命家脱离了自己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家庭，毅然投身革命“自找苦吃”又作何解释呢！我看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近平同志十八大后经常对党员干部告诫的精神上“缺钙”，得了软骨病的大问题！

“我们党和军队吃透了教条八股的苦头儿，一些“喝完洋墨水”后回国的干部不懂中国实际，只知道扣死书本概念来裁判指导工作、指挥打仗，既令人啼笑皆非又使队伍损失惨重。”   

求是网：接下来我们谈谈实事求是吧！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今天我们搞建设搞改革还是要靠这个”。那么，您能谈谈延安时期对“实事求是”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经验么？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在这一问题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呢？   

李世明：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经验，就是在组织路线上实现了实事求是，而延安整风的成功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得益于四个条件：

一是领导核心坚强正确。整风不是“自由放炮”的过程，而是一个有目标、有原则、有放有收的过程。我党从陈独秀开始，到毛泽东算是第六任“一把手”了，相比较而言，毛泽东比他的同伴们略胜一筹的地方就是他更懂得中国的实际情况，更能实事求是地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据邓力群回忆说：1942年元旦，中央在杨家岭开了一个新年团拜会，陈云同志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陈云同志这么说，给我的印象特别新鲜，因为在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中央内部已得到共识，后来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同。

二是出以公心。毛主席当年曾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如果我们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自己、为团体、为“小公家”服务的，就最怕“揭疮疤”、“捅软肋”和“撸肠子”，就最怕别人批评指出，也不敢批评别人。当年整风充分发扬民主，有话都说出来，相互间甚至吵起来、“骂起来”，交锋相当激烈，矛盾非常尖锐，但这完全是认识水平上的高低差异，大家都是出以公心。“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真的兴旺起来了。

三是检验是非的标准清晰明确，就是靠实践，用事实说话。在党的历史上，凡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决策均导致了惨重损失。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政治上屡受排挤和打压，被“左”倾教条主义者们贬斥为“山大王”和“土包子”。但历史的反面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党和军队吃透了教条八股的苦头儿，一些“喝完洋墨水”后回国的干部不懂中国实际，只知道扣死书本概念来裁判指导工作、指挥打仗，既令人啼笑皆非又使队伍损失惨重。毛泽东批评教条八股的讲话文章入木三分，他说教条主义是臭狗屎，不解恨又说狗屎不如——狗屎还可以肥田人屎还可以喂狗，教条主义连狗屎人屎都不如；教条主义连猪都不如，猪拱到石头上还知道拐个弯儿，教条主义拱得头破血流都不知道拐弯儿；教条主义连子弹能打死人吃饭不饿都不知道。

四是反对主观主义，纠正学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增强针对性实效性，着力改变“清谈馆”的不良学风。毛泽东批评延安党校干部教育中一些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坏学风，批评从国外回来的干部“言必称希腊”，对别人的事关心多、对自己国家的事关心少的坏学风，批评一些学员不认真钻研自己专业，不能理论联系实际的坏学风。

总的说上述几条历史经验对今天都有着很强的实践意义。首先说头一条用人问题，“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报告中讲到的。今天我党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关键是要有一大批能干事、干成事的“好干部”把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落实下去。体制制度问题是很重要，但在中国党情国情社情实际告诉我们“好干部”是第一位的。总书记讲“德主刑辅”，德还不是人的作用吗！不把好人中的能人，能人中的好人用出来引领干事创业、引领社会风尚，一切都将是空话都是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