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视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3）

得人用人是实现德治的基本保证

在实施德政的过程中，得人用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条件。《论语·尧曰》记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治国之臣）十人。’”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认为：“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史记·商君列传》）

得人先须识人。《尚书·皋陶谟》提到“亦行有九德”，即以九种德行查验人，“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孔子提出“听其言而观其行”，也是识人的方法。在人才确定之后，唯才是举最重要，“苟得其人，虽仇必举；苟非其人，虽亲不授”（《三国志·许靖传》）。历史上秦用楚材、不计前嫌、不问出身的用人范例俯拾皆是。量才而用、扬长避短、务实不求虚名等也是必要的用人之道。

用人要管人，治吏是实施德治的保障，“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韩非提出“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治吏主要靠监督、考核和法律，中央监察机构如御史府（台）、都察院，地方监察如州刺史、道、按察使等，形成了独立的监察体系。以道德、才能、功绩等指标考核官吏，依据结果有相应奖惩。如明代“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明史》卷七十一）。官制规定，如任用地域回避、推荐责任连带、官员定期调动等也能实施监管。无数事实证明，以法治吏很重要，“法平则吏无奸”（《商君书·靳令》）。自唐以后，历代法典对贪污等行为都有详细的惩治规定（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为政得人是为实施德治提供人才基础，用人管人是为德治加强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