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研究的思想路径（2）

文化哲学研究应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

文化哲学的张力是巨大的，边界是宽泛的，内涵是不确定的，正像有学者指出的，没有什么先验的指导性准则来确定文化哲学该研究什么或不该研究什么。但是，在这些不确定性中，有一点必须确定，那就是贯穿文化哲学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

从文化建构的哲学基础的意义上思考和定位“文化哲学”，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哲学”的两个概念之和，这种思考维度无疑会将文化哲学引向狭隘的部门哲学或某个哲学分支上去，降低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层次。文化哲学应该是对文化的总的看法，是一种总体性的观点，在这样的哲学高度思考，必然将问题引向对当代中国的实践结构和社会结构对人的存在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的思考。如果说，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和实践模式具有人类文明的历史独创性，那么这种独特性必然反映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特性之中，历史地、辩证地把握这种深刻的历史、实践、文化的逻辑关联，是形成时代精神中国表达的一个重要基础。由此，也可以和那种仅仅依靠观念形态的文化变革就能独立地创造历史的文化史观相区别，这应该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的学术方向。

考察危机中的文化不能脱离实际的历史运动

我们知道，文化问题往往是伴随着社会重大转型产生的选择困境，应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常常表现为对文化的迫切思考。但观念论的文化史观以绝对论的姿态从“说明一切”的意义上为破解危机寻找和建构解释一切的权力。例如，近代以来中国面临重大民族危机的时候，在文化层面往往集中出现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要么认为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实现彻底的文化断裂，要么反过来认为社会动荡之源恰恰是文化断层。民族传统、传统文化能否随意割舍？作为整体性的、连续性的、积淀性的、承继性的文化，能否不顾现实和历史的流变逻辑而仅仅遵从观念的设想进行“文化拼图”的设计？马克思说：“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这为我们考察危机中的文化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根据这个方法论，我们在评判重大历史事变和社会转型的文化意义的时候，不能脱离实际的历史运动以及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实际变化过程，以抽象的孤立的价值观念为尺度，而是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