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研究的思想路径

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问题，中国学术界逐渐凝聚一个共识，这就是与中国道路的历史独创性和世界性崛起相适应的文化自觉理念。

全球交往使得文化问题日益突显

我们当今面临着异常复杂的文化图景：几大文化传统或文化体系在中国巨大而艰难的社会转型中风云际会；由此，依附于各种文化核心价值的学术思潮、社会思潮在中国现代性诉求语境中激烈碰撞；在世界市场制导的全球化趋势中，文化问题不断被推向历史的前台。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化的社会结构，是这个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由历史基础所产生的如下一些问题，必然要求给予哲学的回答：全球化背景下核心价值观博弈与竞争中的文化定位问题；在文化交往中如何继承和借鉴的方法论问题；中国道路的文化积淀及其世界历史性的文化意义问题；在历史必然性中文化的自主选择问题；在人化“文化”与文化“化人”视域中如何以人的生存发展为尺度去衡量和选择文化的问题；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思想路径问题，这包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中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主线；在切中当代中国现实、在历史展开的必然性中确立文化建设的中国内涵；在跨文化世界普遍交往中承认文化多样性并倡导文化间彼此尊重和包容，如此等等。

唯物史观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叙事前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里曾提出过两个计划。一个是：“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本身来显示哲学的消极解体，即哲学的腐烂过程。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涅墨西斯，我将在另一个场合加以详细的介绍。”马克思的这个想法很快就在他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中实现了。

在同一个序言中，马克思还提出过另一个计划，他说：“我打算用不同的、单独的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但是，马克思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他没有写这些专门的小册子。马克思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不会超验地给人造成一种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表。真正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确信，在他没有对各种社会，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也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作出科学的分析以前，要对法、道德、政治和上层建筑的其他范畴的问题进行独立的科学的考察是不可能的。

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品格和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理论特性判断，显然，马克思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是从唯物史观的视域来讨论文化建构的哲学基础，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叙事前提。这一点如果没有疑义的话，也可以看作它规范了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