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结构，到底走哪条路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学家都主张深化结构调整。问题是向什么方向调整？

结构调整的三条道路

这里有3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条，让市场主导调三次产业的结构，走美欧东亚过去30年走过的“去工业化”老路。包括发展房地产、金融、医疗、养老等服务业（见世界银行2013，吴敬琏/ 2006，2014）。而笔者认为，市场自由化，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加大中国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或者把污染产业从高地价的沿海移到低地价的内陆，上游污染下游，效果更糟。如果走美欧日本的老路，中国过去30年10%的高速增长，将可能在10年之内降到5%的水平，有可能陷入拉美国家的“依赖经济困境”，而非表面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人均土地、能源和水资源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不仅远低于美欧俄国，而且低于印度。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不可能用西方农业的规模经济或日本工业的出口经济来解决多数人的稳定就业问题。

第二条，由经济外交主导，调过剩产能的出路。吸取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利用中国充分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的资源，投资国外的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林毅夫/ 2012）。如果目前“一带一路”的外向型战略能够实现，估计中国会保持20年制造业的繁荣，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5%～7%的水平。

但是，要注意两大不确定性。第一，假如国外投资可以顺利进行，参照德日战后崛起的经验，中国在20年内将面临印度、土耳其、伊朗等人口年轻大国的崛起，会有比今天美国更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使国内目前的竞争优势未必能够保持。第二，中国目前缺乏全球布局能力，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中如遇到种种麻烦，增大中国的投资风险。尤其是中国铁路网的延伸，如经过南亚、西亚的动乱地区，会有比西欧更严重的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中国的西部和西南地区，恶化中国西部的安全格局。在世界格局动荡的时代，与其补贴制造业出口，不如补贴制造业开放内陆，须知中国本身就是“三个世界”，不是地区均衡的发达世界。对外经济外交必须评估地缘政治风险，对友好国家、动荡国家、敌意国家要区别对待，不能只顾资源或市场。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由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中国不合理的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内的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

如果把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拓展为西水东调、国土改造、城乡对流、分区发展，并建立“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史正富/2013），来引导国内的长期投资，则中国至少可以维持30年的高速增长，速度可能在8%～10%之间。在国土改造的基础上，再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的输出，就稳居世界的制高点。

笔者以为，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在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一带一路”的第二条道路。

再造中国路怎么走？

西方和东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结构演化受市场拉动，一定追逐短期利润，损害生态环境的长期利益。要克服西方模式造就的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必须用远见政府的长远规划，引导市场的长期投资，才可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