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结构，到底走哪条路（3）

结论和展望

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指出，信息技术改变了工业世界集中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互联网的发展，给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条件。

孔夫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统治阶级的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是来自实践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西方模式的市场主导本质是资本主导，资本无祖国，只有短期行为。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本质是技术官僚主导，官僚无群众，也不参与国际竞争，导致苏联的技术停滞，军工大于民生。

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实践中，改革开放和混合经济，既能吸收先进技术，又能发展民生和国防。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五年计划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的指引，对西方模式的失败教训认识不足，赶超过程重复不少西方的弯路。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总结历史和各国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的发展、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 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克服西方分析科学的局限，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将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和市场，只是工业化时代以前的经验。中国的发展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分工协作的优势，比西方市场模式更有竞争优势。马克思看到社会制度的重要性，毛泽东更发挥了后进国家干部的先进性和群众的能动性，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抓住中国的发展机遇。中国的实践经验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局限，定会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