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推进检察机关严格公正司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积极回应全党全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期盼，把推进严格司法，保证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并围绕推进严格公正司法提出了一系列任务要求和改革措施。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之一，肩负法律监督职能，必须深刻认识和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带头推进严格公正司法，才能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应有的职能作用。

深刻认识检察机关严格公正司法面临的新形势

严格、公正司法是司法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机关的立身之本，安身之命。四中全会《决定》围绕推进严格司法，保证公正司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检察机关办案工作将面临新的形势要求：

一是独立承担公正司法的责任更重。为排除实践中影响司法公正的各种干扰因素，三中、四中全会从去地方化、去行政化和加强司法人员履职保护三管齐下，先后提出了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追责等一系列改革任务。随着这些改革任务的实施，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外部环境将会越来越好。但有权必有责，如果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制度落实到位，检察机关就必须独立承担起公正司法的责任，如果出现司法不公问题和现象，不能再找外部的原因，也不能有所依赖。《决定》提出的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就是从配套层面提出的一项制度要求，意味着检察机关独立承担公正司法的责任更重。

二是依法把握证据规格和证明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证据裁判是诉讼活动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针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审判均规定了相同的证明标准，但由于配套诉讼制度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落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均存在不严格不到位之处。突出表现为 “卷宗中心”替代了“庭审中心”，绝大多数证人不出庭，法庭难以对证据进行全面调查，庭审流于形式，难以全面查明事实，导致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配套制度，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利于回归诉讼制度的立法本意。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侦查、审查起诉所形成的证据材料，都必须拿到法庭上接受调查和对质，法庭调查前所有的证据证明力都待定。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作为刑事诉讼的中间环节，检察人员既没有亲自参与调查取证过程，也不可能像法庭那样在“对抗式”环境下审查证据，传统上的证据审查方式主要是围绕案件卷宗进行，稍有纰漏就可能造成在法庭上发生变数，特别是各类不稳定的言词证据，发生变数的可能性更大。同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保障辩护方的会见权、阅卷权、收集调取证据权，但辩护方却没有义务向检方提交自己掌握的新情况、新证据，造成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增大了诉讼风险。以审判为中心，还要求案件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必须统一到法定的与审判相同的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上来，而不是习惯上认为的侦查终结、起诉、审判证明标准依次升高的错误认识。这意味着，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虽然由不同的机关办理，但所有诉讼活动中都要以审判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力求在本环节剔除不符合定罪标准的案件，提前终结程序，避免浪费诉讼资源，切实维护司法公信。因此，“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要求，对检察机关的证据审查方式、把握证据规格和证明标准的能力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三是在阳光下严格规范执法的压力越来越大。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依法及时公开执法的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杜绝暗箱操作。此外，要求加大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力度，在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都要保障群众参与。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的申诉，要逐步实行律师代理制度，聘不起律师的，还要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等。这些要求，都将使检察司法行为、司法过程处在更加开放、透明、被监督的环境下，稍有不慎，一些细微的执法不严格不规范现象，都有可能被媒体放大炒作，各种法律文书公开后也会被公众甚至法律专家在“放大镜”下分析、比较和审查，这对严格规范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相比，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中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一是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的能力还不适应。当前我国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全面转型，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各种社会矛盾将会继续以案件形式涌入司法领域，案件的复杂程度不断增加。部分检察人员对法律理解不深，对政策吃得不透，不能结合现阶段国情准确判断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机械执法，导致对一些案件在定性上出现了偏差，特别在一些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公职人员贪腐领域方面。此外，执法标准在一些检察人员和三机关之间还把握不一致，导致了司法尺度不够统一。

二是准确把握证据规格和证明标准的能力还不适应。当前，受控方定位的局限和传统办案模式的影响，一些检察人员在把握证据和证明标准方面与法律规定尚有差距，出现了一些捕后判无罪和撤回起诉的案件，与此同时，在不起诉案件中，也存在个别该诉不诉的现象。

三是实现执法效果有机统一的机制还不适应。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一些案件因在侦查环节取证不全面、不及时，关键证据失去最佳取证时机，造成了“夹生饭”、“定放两难”，检察机关严格把握执法标准，依法作出了存疑不起诉决定。但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此类案件数量还会有所增加，必然会与百姓期盼、社会可承受度相悖。如何回应群众期盼，真正做到不枉不纵，需要检察机关提前做好准备。

四是检察机关在执行法律程序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规范现象。如实践中还或多或少存在不严格执行权利义务告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退回补充侦查等制度规定，在律师接待、办案期限、文书制作等方面也存在不严格、不规范的现象，既是推进阳光司法的障碍，也是影响检察司法公信力的隐患，需要及时研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