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功能 （2）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构－功能论

从字面上看，社会主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一词是指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全体社会成员联合拥有、控制并共享社会资源。１９世纪３０至４０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弊端日益显露，“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解释，创立了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一思想脉络来看，经典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既有功能性的，也有结构性的。总体而言，随着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向实践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结构性的论述越来越多，对功能性的论述越来越少。应当说，这一现象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转为实践的要求，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又带来很多问题，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才出现了根本的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有大量的功能性论述。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２］２３６。从功能角度来看，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如下一段话来概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３］５３“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概念突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即功能。此外，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还包括共同富裕，特别是对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绝对必需的物质前提，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４］５３８。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５］２９９。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既包括共同富裕，又包括自由发展。比较而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在物质层面的功能，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在精神层面的功能。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观中，功能目标和制度结构是统一的，共产主义的功能只有通过一定的制度结构才能实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共产主义是劳动者联合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以至按需分配的社会，是按照整个社会的要求组织生产的社会，是国家、政党等经由无产阶级专政而消亡的社会。但总体上，当时的科学社会主义还主要是一种理论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对价值功能的论述要远远超过对实际结构的预设。他们明白：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是一种静止的终极的状态，而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他们一再强调只能对未来共产主义做大致描绘，这一社会状态的具体情况只有将来身临其境的人们才能回答。恩格斯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６］５６１－５６２“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７］６９１只有如恩格斯所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才能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功能要求，科学设计共产主义社会的结构，并随着实践的变化予以完善、调整。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结构设计，列宁也有过不少探索。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列宁把在战争环境下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凝固化、普遍化，取消货币，采取粮食征集制，实行实物平均分配，以为可以一步实现共产主义。但在现实的教训面前，列宁很快改正了这个错误，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竞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承认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国家不会消亡。为此，要通过无产阶级民主防止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防止国家管理人员由公仆变成主人。列宁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形象而简洁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８］５２０列宁的这种结构设计是很灵活的，未以某种固定的制度结构束缚社会主义，而是吸收了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好东西”。

就社会主义的功能性而言，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强调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要“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９］７９。列宁始终关注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８］３５６列宁对人民群众向人民政权提出新要求予以肯定：“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社会主义。”［８］４６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工人，全体中农，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１０］４７０列宁始终着眼于社会主义功能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试已有的结构设计。他强调：“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８］４６６列宁晚年甚至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１１］３６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面前，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不可改变的。社会主义的结构设计以及采取的方法等都必须围绕其功能的实现而定。

斯大林接替了过早逝世的列宁，继续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苏联，首要任务是迅速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实力，求得生存和发展。为了实现这样的功能要求，苏联形成了以重工业为重点、高度国有化、高度计划、高度集中的经济结构，原来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一些观念和思路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因此不能把它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但这种建构毕竟主要是应付当时紧张形势的要求，而非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结果。战争结束后，本应随着形势的变化，根据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功能要求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化，但苏联在其体制成形后，沉溺于已有的经验，没有及时进行更新，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形成了公有制越大越纯越好、国有经济越多越好的错误观念，从而使曾经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苏联模式逐渐变成僵化的体制。当然，斯大林的苏联模式并未完全抹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比如斯大林也曾这样表达过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如果我们不是要使我国人民过美满生活，那就用不着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推翻资本主义，进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１２］３３７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１２］５６９。但苏联后来实际上把战争时期的成功制度安排当成了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原则，造成社会主义的应有功能无法实现。这一制度结构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广大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二是高度集权造成严重腐败，败坏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声誉，扼杀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创新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环境复杂险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一边倒”战略，一切学习苏联的做法。在当时的条件下，还不可能超越对社会主义既有框架的认识，不可能突破苏联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比如，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政治体制上的权力集中等，都是模仿苏联体制的表现。当然，毛泽东绝非是一个社会主义结构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毛泽东与教条主义的斗争是中共党史中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模式问题暴露，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提出了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问题，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模式、限制等级工资制等不乏真理性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的功能方面，１９５３年，毛泽东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就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毛泽东希望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１３］４３７。毛泽东虽然较少一般性谈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问题，但他高度强调发展的主体性，把人放到现实的、丰富的社会关系中来理解，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１４］２２６这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观点一脉相承。毛泽东还将“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既然人民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价值目标，那么，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就应当围绕服务于人民的功能而设计和调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的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１５］１０９５

虽然进行过诸多探索和创新，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未能在总体上冲破传统的苏联模式，仍然过分强调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维护理想中的人民利益，毛泽东试图把社会主义搞得更加纯粹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虽然毛泽东主观上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又受社会主义的既有结构束缚，没有充分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盲目求纯，强调一大二公，突出阶级斗争，大搞群众运动等，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一些重要特征。实践表明，这些举措大都与社会主义功能目标的实现南辕北辙。虽然如此，毛泽东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或许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必然要经历的。这些经验教训为后来者进一步跳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按照社会主义的功能要求进行社会主义的结构变革做了一定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