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功能 （3）

三、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功能

在苏联解体的背景下，“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被提上历史日程。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由邓小平首先做出的。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１６］３１２。但“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１７］１３７。“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１７］１３９类似的表述有很多。“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提出和“没有完全搞清楚”的说法，从政治的角度看，是一种“模糊学”的解释策略，由此可以减少传统思想的束缚，打开改革的空间。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一说法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做过充分的讨论，而往往是照搬一些经典论述。从现实的角度看，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之间存在着争夺正统的斗争，暴力革命或议会改良、公有制或混合所有制、按劳分配或按贡献分配等思想观点，都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存在过。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过去没有搞清楚的问题，现在必须搞清楚。

一种事物的功能体现为它在实践中对人们需要的满足。从根本上看，中国人民之所以需要并选择了社会主义，并非因为其他，而只是因为社会主义更科学、更有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如果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功能来谈论社会主义，就不能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最基本的问题说清楚。虽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性建构必不可少，但与先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比，邓小平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立足于实践的需要，对社会主义的功能、目的进行了突出的论述。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需要是什么呢？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落后的农业大国，人们最基本、最直接、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增加物质财富，实现共同富裕。因此，社会主义必须担负起这样的功能。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１７］１１６“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１７］２２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１７］６３“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１７］２０４。针对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邓小平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１７］３７２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很显然，邓小平强调必须打破成见，从功能的意义上判断结构性质、进行结构设计，而不是相反。

作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回答，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这个概念也是从社会主义功能的角度进行阐述的。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１７］３７３从这个论断可以看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以及四项基本原则等内容并不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之中。以公有制为例，在很长一段时期，邓小平都用“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来界定社会主义。然而，在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理论思考后，他在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论述中并没有提到“公有制”这三个字。这当然不是表明公有制不重要。不过，关于本质的界定是价值、功能层面的，而非制度、结构层面的。邓小平之所以没有把公有制纳入社会主义本质，本来就是为了克服以前只从制度层面界定社会主义的片面性。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在制度层面的根本特征，相对于社会主义在价值层面的本质内容来说，处于手段的地位。与公有制相比而言，价值层面的共同富裕更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社会主义本质论没有包括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而仅仅是在目的、功能层次上进行了概括。这个论断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将功能性置于社会主义的最高层次，并将之作为校正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各种结构性误解的理论武器。

共同富裕所针对的是共同贫穷和贫富悬殊。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打破造成共同贫穷的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１７］１６６，同时再三强调要特别注意富裕的共同性，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陷阱。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１７］１１０－１１１他还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１７］３６４针对这种预计，邓小平提出了初步的对策，主张“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１７］１１１，再就是提倡“发达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１７］３７４。

基于对社会主义功能的认识，邓小平鼓励人们不必顾虑既有社会主义的结构性束缚，而是从实际需要出发，放手探索新的模式，“摸着石头过河”。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１８］３２３在１９７９年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建议中央批准广东省委创办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并对广东省的领导同志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１９］１１７。“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１７］３７５邓小平经常引用的“猫论”就是把目的和功能放在首位的理论：如果养猫是为了逮老鼠，那么根本的问题就是能否捉住老鼠为民除害。至于猫的颜色是黄是黑是白，又有什么要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