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功能 （4）

四、比较与反思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要想实践它，自然要进行结构上的设计。自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到马克思、毛泽东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如此。但是，在进行结构设计的同时，不应当忘记结构设计的目的——功能。社会主义的结构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及权力结构等方面，社会主义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自由发展等方面。只有符合社会主义的功能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功能实现的结构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结构不是僵化的，其本身应当随着功能的要求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但直至今天，依然有不少结构社会主义的主张者，他们特别看重某种固定的要素构成，认为只有坚持某种结构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反之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这种简单肤浅的“结构崇拜症”必须予以破除，否则就会陷入社会主义的结构性窠臼，就会被捆住手脚，不能对社会主义有新的探索和突破。从苏联、东欧、中国、朝鲜、古巴以及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情况来看，总体上都是奉行结构至上的社会主义观。这种结构性社会主义后来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没有很好地在实践中发展和转换，遭遇了重大危机，一些国家最终走向解体。

实践证明，纯而又纯的经济所有制形式只有在理想状态下才能实现。过去，人们因私有制可能带来贫富悬殊、阶级斗争以及经济危机而寄希望于公有制。但实际上，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及其难以计划性使得公有经济未必能保证效率，公有经济管理上的官僚制和易于寻租、腐败也造成了分配上的不公正。在权力缺乏约束的情况下，公有经济本身甚至可能异化成为当权者的私有财富。因此，希望依靠某种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功能是过于理想化的。从现实来看，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尚不发达，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可能是纯粹的公有制，当然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私有制，而是一种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从实现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功能即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私人资本的生产积极性应当鼓励，同时必须通过财税政策加以引导和约束。公有资本的社会性必须坚持，同时应当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提高其效率。曾任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总经理的李永安指出：国有企业在治理上存在严重问题，董事会不是股权多元化，总经理也不是董事会任命的，董事都是退休的，不是出资人，这样的董事会完全是形式主义（李永安在２０１４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四届年会上的演讲，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ｅａｓｔ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ｎｅｗｓ／１５８６，２０１４０２１２３５９５８１６２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６日）。因此，国有企业也必须进行治理结构改革，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就终极意义上的所有权而言，一切生产资源——无论是被私人还是政府实际占有和使用——都源于社会并为社会成员共同所有，因此最终都必须用于社会，利于社会。作为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调整混合经济的所有制比例，保证市场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竞争，实现生产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制定和完善有关财富分配的法律条文，通过有针对性的财产累进税和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有效的二次分配，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贫富差距控制在民众公认合理和可接受的区间之内。与强调坚持某种固定比例的所有制结构相比，共同富裕功能的实现更能带来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就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而言，既有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更有腐败、垄断、世袭等反市场因素的作用。这些反市场因素既不利于整体经济效率，更无任何公正可言，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呈现出“零和博弈”的现象，容易激起贫者对富者的不满与仇恨，必须尽最大可能地予以消除。要遏制唯利是图的市场之手，斩断四处乱伸的权力之手，避免社会动荡的发生，最根本的做法就是遵循民主共和理念，建立现代法治框架，实现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相统一。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没有一个人形而上学地否定资本主义的法治。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１６］３３３这段话在今天的中国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在分析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产生的原因时指出：“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１７］３００实践表明：没有人民民主、依法治国和依宪执政的有效实施，就无法真正解决权力专制和权力寻租的痼疾。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在今天，权力的正当性与其说来源于对经济基础的掌控，不如说来源于自下而上的民主授权。因为前者是以往一切社会的统治阶级都能做到的（但这从未能阻止阶级统治的崩溃），而后者则是现代文明社会才可能做到的（虽然民主亦非尽善尽美）。当前，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而开展反腐败斗争，社会支持率迅速升高。但是，只有根据社会主义的功能要求，进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革新，不但通过反腐“治标”，而且真正依靠民主（自下而上的授权）与法治（法律至上的治理）“治本”，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才能打破通往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避免王朝更替的历史梦魇。

［参考文献］

［１］［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２］［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

［３］［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４］［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５］［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６］［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７］［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８］［俄］列宁：《列宁全集》第３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９］［俄］列宁：《列宁全集》第３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１０］［俄］列宁：《列宁全集》第３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１１］［俄］列宁：《列宁全集》第４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