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把握好三个统一（4）

现在我们看有这么一个概念叫执政成本，这个国外也很通用的，但是你很少见到有领导成本的概念。这说明二者还真是有区别。为什么执政讲成本？因为执政更多的是运用公共权力、调动公共资源去实现或者说争取某个目标，而且执政更多花的是财政和纳税人的钱，这里有一个核算的问题。这个就是咱们平常讲的，建设一个国家也跟我们过小日子一样的，当家就得算账。所以执政是有成本约束问题的，是要执政成本的。投入多大精力，花费多少时间，经济建设取得了什么成效，这个要算账的，这个是执政。但是为什么很少领导讲领导成本？尤其是政治领导，比如中国共产党革命，顶多说无数革命先烈贡献自己的生命，这个事不能按照成本核算来衡量。因为领导的范围更广，领导达到的目标很多，也是难以量化的。所以说在领导这方面的成本约束、成本核算，它就不像执政那么突出。执政是要讲成本核算的，而领导牵扯到的事情更多，更复杂，很难用简单的成本核算来评估和衡量。

当然这也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带来另外一个倾向，咱们现在很多事，这个不能算经济账，这个事要算政治账，这个话有时候对，有时候我看也是扩大使用了。因为有时候就得算经济账的时候，他说这个话的借口是干吗？是转移和遮掩一部分人的责任，算政治账吧，政治账似乎就是不算账。但是咱们实事求是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确实政治也很难算经济账。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不能无限的把不能算经济账只能算政治账扩大到所有方面。

这个成本约束，包括中国革命，就是刚才我说的，为什么在中国革命过程当中很难算账，也没有人算这个账，很难算。像我们打仗军事，战争这个事最终只有一个标准，胜还是败，当然打平手也有多重解释，如果强弱之间交手，如果打平了，对弱国来讲就是胜利。只有胜和败的情况下就没法算账了，为什么？我节约了多少军火，节约多少弹药，人没死那么多，但是最后没有打胜，那有什么意义。可是倒过来讲，死了很多人，消耗了多少军火，但是最后我就拿下了，我胜利了，这就是百分之百的胜利。所以说这个账，讲到军事不能简单地算经济账。而当年中国革命主要是军事斗争，那能算账吗？可是执政了，干什么事你都说不能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那也不对。因为执政以后要向全国人负责，这些柴米油盐怎么用的，这些税收上来，不透明，不监督，也不审计，任由一些个别单位用一句话说只能算政治账就都对付过去了，这也不行。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执政，执政就得算账，所以说在这儿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是第二不能混同。

 第三，执政能力建设贵在制度体制机制建设。这也是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特别强调的。尤其是十八大之后的反贪、作风建设，充满了亮点。为什么？因为力度空前。咱们前面讲的大刀阔斧、急风骤雨。但是习总书记十八大之后的这些讲话，在党的建设，尤其是作风建设上，多次讲话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制度和机制。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因为执政能力最后它不是讲的个人能力，它讲的是团队，讲的是这支队伍，而这支队伍，用前两天他接见县委书记讲的，就是规矩。所谓规矩就是要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办事，有序运行，建立起我们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的良性互动来，这就叫制度化。通过制度来体现整个执政集团的工作效率，这不就等于执政能力提升。所谓执政能力建设在实践中一定要体现在制度体制机制上。习总书记前天接见县委书记班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就是规矩。我们理解规矩就是党规、党法、国家法律法规。

我们现在就针对我们现在的问题，执政能力突出体现在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是有制度而缺乏机制，有体制而手段不足，有原则要求而没有严格责任。现在这是我们的大问题。为什么很多事到最后不了了之，就是因为有制度有原则也有标准，但是具体的体制包括追责，相对来讲薄弱、不到位。最后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就不了了之，不就是这个后果。光有原则要求，没有具体的贯彻措施，那不能叫你的能力高。所以说最近几年，包括我们党的建设、组织建设上不是一直提出一个概念叫执行力吗，是有道理的。执行力就是上面再有多少原则，多少大制度，最后要体现在每个小单元、每个岗位、每个局部的运作能力上。而这些尽管好多是属于前沿，属于末端，都是要按照特定的规则、规范才能运作的。这就提到了从制度、体制到机制措施的系列完备。这个体系是个系列。所以说最终执政能力建设贵在制度体制机制建设。这是第三。

第四，我们要正确把握三大执政之间的内在联系。执政能力建设，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来三大执政，这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而这三大执政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经验。执政能力建设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因为这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科学执政要提高执政的科学性。那什么叫科学的要求？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执政有没有规律？有。执政是有规律可循的。过去说有权就有一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似乎都是人们的主观，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其实不然，执政是有规律的，违反规律就不行。包括咱们前面讲到的丢权下台。所以这就总结出科学执政来。

民主执政就是人民性，这个就是前面咱们讲的人民当家作，党这个组织也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人民，是代表人民组织和动员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群众路线理论本身就是民主理论，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理论，走群众路线那就是民主建党。所以必须体现民主执政是人民性，走群众路线。

第三，执法执政。这就是四中全会《决定》讲的。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不能在法律之外活动。1982年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讲的很清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这三者是什么关系？不能偏废，这需要研究。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因为执政是执掌国家政权，而国家政权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来讲，历来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叫国家机器。执政党就是操作这个机器的主体。我再比喻的形象一点，如果我们把这个机器比喻为是一部汽车，汽车也是一部机器，汽车有司机，司机是谁？司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是什么？人民是这部汽车车主兼乘客，这就是人民和这个汽车的关系。党和汽车什么关系？党本身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承担着司机的责任是驾驶员。人民是坐在汽车上，但是同时又是车主。汽车的东家不是党，这个车的东家是人民不是党。在某种意义上，党也是个CEO，是首席执行官，它代表人民的意志开动这个汽车的。依法执政，法规是什么？如果这个汽车拉上的群众上了高速了，不得遵守交规嘛。这个依法执政合法就是遵守交规。

首先这三个特点，第一，科学执政，突出按照规律特点办事，要突出这个驾驶员的专业性。为什么让你当司机不让别人。大家知道，全世界的国家机器如果都比喻为一辆汽车的话，我们跟西方的最大差别是什么？最大差别是我们这辆汽车是一个驾驶员。美国两个潜在的驾驶员，共和党和民主党。车主兼乘客看你们谁家的好，你家四年，他家四年，当然它还有一个决定，连续驾驶不能超过八年，比较换人。说真的，中外的政治体制根本的差别就在这儿。英国两党执政，两个司机，两人都可以执政？谁开？老百姓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司机，而且这个司机的地位就决定了你应该比别的司机开得更好，这对党的建设、能力建设的标准是不是更高？就是这样。

在美国，两个司机，民主党开得不好还共和党。这就是为什么对共产党的标准应该是高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而且不能犯错。所以这个科学性讲的就是要按规律办事，人家之所以让你当司机，我知道开车得有专业资质，因为你有这个资质，所以你得把业务工作弄好，开车的技术得提高，得把握规律和特点。

这个时候人民性，得尊重民意。为什么？因为老百姓坐在车上，同时又是车主，不征求人家意见行吗？所以说总结汇聚民意、尊重民意，按照民意的大方向来办事是基本责任，不能违反。否则能叫共产党吗？能叫人民的党吗？所以说这个人民性体现在这儿。

合法性刚就是要遵守交规，开车不能乱来。什么地方路况复杂，什么地方转弯要减速，这是司机的责任。当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这个车散架了，司机摔出去了，都没了。但是这个车可以散架，司机可以被甩出去，人民是永远的，人民不会消亡。所以人家俄罗斯人民又组织了一辆车，这个车叫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又找了一个司机普京，开得也挺好。这也是有教训的。

为什么提出执政能力建设，这都是总结了长期执政老党、大党这些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所以我在这儿讲这三个特点，当然我的比喻不一定很恰当，但是道理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