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是世界无尽祸害的渊薮

法默尔说：“一个学科如若是首先把焦点集中在一个国家，那它必定会与国外的优秀思想失之交臂，甚至会贬低自己先辈的思想。”[1] 这无疑是至理名言，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关注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成果和公共行政的实践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对自己当下所遇到的问题的思考，就会变得眼界狭隘，甚至无法找到较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当然，法默尔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是要告诫美国学者，让他们不应有自大的心态。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我们有着足够的开放意识。反而，我们需要防止的是不顾中国现实的盲目崇外。但是，另一种盲目排外的倾向也还是需要时刻警惕的，任何以中国现实的特殊性为理由而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学理论及其实践经验表达轻视，都是不足取的。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觉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无可回避的行为导向。全球化意味着人类所遇到的共同问题多于一国自身的问题，即便是在量上并不显得很多，而就问题的性质而言，也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切关起门来去解决所谓本国自身问题的做法都变得不可能了，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发展都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从而要求政府在解决几乎所有问题时，都必须拥有国际视野，需要充分考虑所要解决之问题与国际社会的关联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如果希望政府做到这一点的话，就需要公共行政的研究者能够首先把自身的研究工作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关注全球化对社会治理造成的挑战，发现并从理论上去优先解决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去实现对传统问题的全面解决，或者说，实现对传统问题的超越。

一、需要实现自我超越

全钟燮在谈到20世纪的公共行政研究时评价说：“公共行政在寻求其管理知识和概念的过程中，反映出其主流思想根植于认识论的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传统。但是，真正理解社会现实和人类关系，需要超越工具理性的途径，需要不断探询人类的知识。公共行政过多地强调了行政管理执行和管理项目及功能的一面，而忽视了其社会创新与想像力的一面。”[2]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走上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征程，然而，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各国学者所关注的往往是本国政府，许多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也往往被纳入到传统问题的解释框架中去了，更多地囿于一国内部去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并用传统的观点去解释这些问题和用传统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说在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时也受到了他国理论和方法的影响的话，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对某种话语霸权的依附，即把他国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搬到本国来。

在实质上，这依然是一国视野的应用，并不是对全球化的适应与回应。正是由于这一原因，20世纪在西方国家成长起来的公共行政工具理性思维以及实证方法得到了普遍应用，而现实问题则对这种思维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挑战。从逻辑上看，使用在他国中发展起来并已经变得成熟了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决问题，是包含着一个所有问题都具有普遍性的预设的。那就是认为，本国所产生的那些问题与他国曾经出现的问题具有同质性，因而，他国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也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是可以加以学习和照搬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去开展研究工作，就会谋求对新出现的问题的具体观察和认识，就会根据每一问题的具体性去寻求解决方法，就会把创新放在第一位。全球化决不意味着普遍性走出国家的边界而在全球展现自身，也不意味着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增强，反而是普遍性的削弱。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问题，都需要在具体性的意义上去加以认识和把握，需要在具体的创新过程中去寻求解决方案。

弗利南德和阿尔弗德指出，“那些把社会因素从其研究中最彻底地排除的理论，主张工具理性的个人概念，认为这类个人在杂乱的交换中进行的选择是形成社会安排的首要原因。公共选择理论、代理理论、理性行动者模型、新制度经济学都持有这样的预设。”[3] 在弗利南德和阿尔弗德看来，所有这些理论都持有了一种根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路线，那就是把制度分析边缘化，总是对社会构成要素加以抽象，试图从中发现超历史的因素，并把这些因素作为理论建构的材料。其实，脱离开具体的制度文化体系，这些被抽象出来的因素虽然能够对某种理论建构提供支持，而对于社会变革的实践，却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比如，“如果在成本—收益的基础上进行分析，选举投票行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是一种非理性行为，而工作决策是一种理性行为。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有问题的，因为工作在给工作者提供面包的同时，也会给工作者提供某种身份;一个人参与市场，是想获得他需要的物质性东西，但同样是对其身份的一种表达。”[4] 就这个问题而言，还不仅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而是社会地和历史地建构的结果，是根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的，是通过人的自主选择的方式去对社会生活之需要做出的诠释和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