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是世界无尽祸害的渊薮（2）

当然，个人的自主选择会以某种偏好的形式出现，人们甚至可以以极端的方式去表达其偏好，还可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要求他人、社会承认他的偏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其效用则受到特定的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的规定，从而表现出被决定的状况，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是清晰可见的。所以，在社会地和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制度和文化体系之中，对于个人的行动，是不能作出抽象的理解的，反而是需要在既定的社会背景中去加以认识，需要放在特定的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共振中来加以理解。也就是说，关于人的行为的理解，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性还是非理性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一个超理性的社会系统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组织的运行把工具理性转化为了标准化设置，而标准化又是以纪律的形式出现的，“正如标准化被应用到工作过程和设备当中一样，它也可以被应用到人身上，其方法包括选拔制度、培训和教育、考核以及遵守、惩罚出轨的激励系统等。同样强大但却微妙的‘预处理’就发生在我们的职业培训学校和大学的研究生院。有抱负的专业人士在那里接受特定变量或者概念(同时忽视其他概念)的训练，学习运用标准程序进行分析，以及使用程序化模式进行写作或陈述。”[5] 由于标准化的追求诞生于近代早期以来的理性传统，特别是理性经过阉割而成为工具理性之后，就完全转化成了标准化追求。也正是因为标准化与理性间的这种关系，韦伯是用“合理性”这个概念来描述标准化的。公共行政有着这样一个传统，并在这一传统所指示的路径中开展研究，所以，表现出了工具理性思维占主导地位的状况。

当然，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之所以公共行政研究中表现出了对工具理怀的衷情，是因为工具理性可以为人们提供这样一种承诺，那就是，“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6] 无论是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还是在官僚制组织的运行中，我们都清楚地看到，工具理性否认组织运行中的人格因素，要求杜绝情感因素在组织行为中发挥作用，而合作理性却充分关注人的人格和情感因素，要求组织行为人格化，鼓励情感因素发挥积极作用。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攫取了统治地位后，现代社会在培育出个体的人的同时又消灭了它，“在私人情感的牢笼之内，所有的宗教、艺术以及个人的爱都被抑制了，同时所有理性的思想也都由之而被放逐了。作为一种本领，理性的狭隘观念与其说是专注于私人生活，还不如说是专注于公众;与其说是专注于目的，还不如说是专注于手段;与其说是专注于价值，还不如说是专注于事实;与其说是专注于实质，还不如说是专注于形式;这两种狭隘的观念必然伴随着内在的虔诚的狂热崇拜以及审美与道德等既不能触摸，亦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东西。自我被劈成了两半，每一半都先是发现另一半无法理解，然后气急败坏地发狂。如此，心智正常和疯狂之标准的被颠覆，就是这些情绪前进的后果。”[7] 面对外部世界，面对强加于他的秩序，无论是默默地承受、顺从还反抗，都会导向一种无奈或毁灭自我。事实上，在工具理性的统治下，个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使自己避免作为工具的命运;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个人无论是被动的还是积极的抵制或反抗行动，都枉然无功。结果，个人也就只能在制度为其提供的空间中相互你争我夺，并在心灵深入放弃了对外部世界以及秩序的抗争和斗争。最终，使得共有的生存条件恶化，每个人在取得竞争收益的同时，也都使自我与他人一样受到某些未知因素的伤害。

从20世纪公共行政的发展中可以看到，由于形成了对工具理性的路径依赖，使实证主义思维获得了霸权地位。本来，社会科学兴起之时是怀抱着某种雄心壮志的，它试图去把握完整的社会以及社会的每一个具体的方面，从事公共行政研究的学者也相信，“通过那些用来规定处于各种关系中人的正常或被希望的行为的制度，就一定能描述社会结构。一个特定地区社会生活的结构特点，是由处于制度关系中的个人所有那些代代相传的配置所组成的，而通过总体上构成社会生活的行动和相互行动可以发现该社会的制度关系”。[8] 但是，实证主义的方法并不支持社会学家的这一向往，而是在一切微观的和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去炫耀科学的无所不能。结果，社会科学在科学的追求中不再拥有世界的观念，在为一切微观问题的解决开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时，却把整个人类引入了风险社会，任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其中，公共行政研究所作出的这种消极贡献也是巨大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许我们只有从根本上超越了实证主义的方法时，才能在从人的行为到制度再到制度关系等各个层面上把握它们的结构、功能和总体图景。对此，全钟燮批评道，“传统公共行政倾向于把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各种关系限制在实证主义和科层制的框架内，因此阻碍了我们理解社会现实、使用社会知识和发展民主的可能性，这些东西都根植于我们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9]

今天，在全球化运动中，“如果公共行政依旧将关注点聚焦在行政和管理上，依旧将公众的作用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的话;如果公共行政依旧维持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取向的话，那么，公共行政将没有可能运用公共行政的概念把握公共领域中发自于社会网络和文化建构的推动力，而社会和文化恰恰是民众和组织产生的场所。所以，公共行政的复兴势必依赖于在公众和社会关系中厘清学科的适当位置，同时又不忽视公共行政为促进公共服务水平所作出的传统承诺。”[10] 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揭示的从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的过程，是我们在行政改革中去进行一切行政建构方案设计时都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方向。也就是说，我们的立足点就是一个界碑，当我们由此而举足前行的时候，必须走在告别管理行政和趋近于服务行政的方向上，当我们提出任何一项行政建构的意见和方案的时候，如果与这个方向相背离，那就是倒行逆施的做法。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实际行动中能够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少之又少。尽管历史必然性会将人类引向这样一个必然的归宿，但缺乏自觉走向服务行政的意识，就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总体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在某个时期造成历史的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