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是世界无尽祸害的渊薮（3）

二、并不仅仅是本土化

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社会取得了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发展成就。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制定了本土化策略。就每一个学科都意识到西方理论和思想并不能满足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言，是可取的。但是，我们需要同时看到的是，西方既有的理论和思想也同样不再适应西方社会发展的要求了。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依然极力推广产生于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而学者们却不断地指出这些所谓“普世价值”在西方国家也遇到了诸多尴尬，不仅不能满足西方社会发展的要求，反而在各个方面都成为弃之而不能的包袱。比如，西方学者看到，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认知转向”，“在社会科学家对于人类动机和行为的思考方式方面，也存在一种急剧的转变。最近二十年来，社会学中出现了一种认知转向，这是一种可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理论家拒斥功利主义相比肩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种急剧的转变，在当前的发展则体现为从根源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的帕森斯行动理论，转向以常人方法学和心理学中的‘认知革命’为基础的实践行动理论。尽管组织分析者已经普遍运用这种新的行动理论研究了大量的问题，但是他们还很少认识到这种立场的变化。”[11]

其实，进入21世纪后，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大为改观，突破既有理论范式的努力正在对实践的直接关注中显现出有所进展的迹象，社会科学的研究越来越习惯于直接地对现实进行思考，而不是采用既有的某种理论去剪裁现实，也不满足于对现实以及实践作出合理性的解释。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性社会转型时期，所呈现出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现象的与日俱增。运用既有的理论去解释它们或剪裁它们，是很难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的，而且会对行动造成误导，让人们在风险社会中做出错误的行为选择。与此不同，更多的社会科学家清醒地意识到，需要直接地从现实行动的实践出发进行思考，争取去提炼出新的原则、新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当然，这些还仅仅是科学研究中所呈现出的新迹象，其发展趋势还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加以诠释。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看到了科学活动的新风气，而且，这种新风气必将给我们带来造就出新的科学理论范式的结果，并对实践产生积极影响。对于公共行政研究而言，应当踏准社会科学发展的这一节奏，应当跟上社会科学发展的这一节拍。在全球化带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面前，在全球风险社会之中，公共行政的研究应当拥有告别传统的勇气，应当实现自我超越。特别是在工具理性已经不再能够指引解决问题的方向时，必须大胆地将其抛弃;随后，把根源于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放在书案边的废纸篓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迎来公共行政研究的新时代。

西方社会正遇到了选择的困难，特别是在对西方工业社会的传统进行局部批判还是整体批判方面，一直是一个难下决断的问题。从社会心理以及情感上，西方世界是能够接受局部批判的，而有洞见的学者们往往要求对整个工业文明作出整体批判。诚如昂格尔所说，当思想的建构面对一个需要加以清理的传统时，是“对一个仍然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所进行的局部批判，如果没有转化成为对那一传统的整体批判，它就不能在更大程度上推进下去。”[12] 昂格尔举例说，“从奥卡姆的唯名论到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学说，再到笛卡尔的认识论，许多运动都试图颠覆经院形式的古典形而上学的根基。但只有在托马斯·霍布斯及其同时代人以及他的继承者们的作品里，各个派别的古代政治与心理学理论才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而被批判。直到那时才完全清晰的是：理论家们依然未能将他们自己从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那里解脱出来，他们在其中进行努力的思想框架一直遭受着之前未曾意识到的缺陷及附带后果的影响，那些界定着此种思想的、关于心与社会的观念构成了一个单一体系，以及这些学说的主体也呈现出某些形而上学的原则。”[13]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则是霍布斯等人在反传统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新传统，这就是近代以来得到了不断建构的思想框架。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这个思想框架为社会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实际上，整个工业社会就是基于这个思想框架建构起来的。可是，在人类走进后工业化进程时，这个传统则是一个必须加以抛弃的东西。在各门学科中，都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出挑战这一传统的思想，但所有这些，都属于昂格尔所说的“局部的批判”，因而，并未显现出成功的迹象，更不用说每个学科中都存在着乐意于佩戴这一传统思想枷锁的所谓学者。所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将是整合出一种“整体批判”。服务型政府理论是产生于公共行政学科中的理论，属于公共行政这个专业的范畴，但是，服务型政府理论并不满足于对传统思想建构起来的政府及其社会治理的局部批判，而是希望在整体上去为适应后工业社会要求的政府及其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作出清理地基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