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是世界无尽祸害的渊薮（6）

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倾向于认为，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很成功的后现代主义方法被引入到公共行政学的领域中来可能是不适用的。根据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有关人或社会行为的科学，如公共行政学，所要做的就是理解行动，这是自然而然的。”[19] 然而，在我们看来，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可能较多地满足于理解人的行为，而公共行政却并不满足于理解。公共行政学所要求的是把理解的目的放在付诸于行动上。理解行动是一回事，而让理解服务于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任何理解只有能够转化为行动或有益于行动，才有价值。一旦我们的视线被放置在了行动上，就突出显示出了行动者的角色。无论行动者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还是作为个体的人，都必须被归结为人。这样一来，即使我们假设后现代主义方法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有着良好的前景，那也意味着需要在引进这一方法的时候做出大量的改进工作，需要针对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的特点而把哲学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解构转化为“事实”解构。如果这样做的话，又需要与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许多批判理论区别开来。因为，那些批判理论就是直接针对“事实”的批判。所以，如果后现代主义不能完成或不愿意去完成这样的批判工作的话，就需要我们去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即便如此，后现代主义在公共行政的研究领域中所作的清理地基的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它关于“想象”之功能的论证，对我们重塑公共行政模式是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的。

对公共行政的重建来说，最为重要的还是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只有当人成了技术性工具的应用者而不是受奴役者，才能说公共行政的发展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全钟燮说：“为了更有效率和更有效能地使用工具，那些使用工具的人们不仅需要拥有技术技能，而且必须了解人类的技能，这样，他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和他人的价值观。”[20] “公共行政人员不是而且也不应该是执行一项他们所没有参与制定的公共政策的‘中立’机器人。他们的工作不像是裁判员或仲裁者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是参与竞赛的运动员。他们是受聘执行公共意志的专家。”[21] 所以，他们需要拥有对公共事业的忠诚，需要把服务于公共利益作为其一切行为选择的基准。为此，公共行政研究就需要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政府及其社会治理模式面对的是根本性变革的要求，公共行政研究需要担负起在理论上寻求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任务。在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人的地位将被突出出来。具体地说，行政人员以及公共管理者将实现从执行者向行动者的角色转换。对于执行者而言，所应拥有的是工具理性，需要照章办事，需要严格地遵从纪律，而公共行政的研究重心也就是对工具理性及其一切物化设置的科学设计。当行政人员以及公共管理者转化为行动者的时候，他的自主性、道德意识、应变能力以及面对复杂问题的随机性行为选择品质等，都是必须加以不断强化的因素。公共行政研究恰恰需要围绕这些方面去提供科学支持。

可以相信，随着中国迅速崛起，要不了多少年，世界就会变得乐意于倾听中国的声音。但是，当世界准备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时，我们准备说些什么?或者，我们说过了什么?是把无数次重复西方近代几百年说过的话再度翻译成英文吗?显然不应是这样的，中国的声音所传达的应当是中国人的意愿，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中国人对未来社会的描绘和设计。所以，中国的现实以及世界的未来，才是我们思考的重心。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所应确立的应是不一种不同于西方已经完成了的思维方式。我们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化、后工业化是西方历史上也没有遇到过的全新的历史现象，这是人类在近些年来共同面对的社会现实。我们如果自觉地把握住全球化、后工业化给予我们的新契机，实际上，我们也就实现了对近代以来的整个思维方式的超越。这样的话，我们解决中国问题时，我们在建构中国的思想和实践模式时，就会拥有全球视野，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汲取思想素材，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审视社会治理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做到在人类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运动中瞻望社会治理变革的前景。做到了这一点，即便是谈论中国现实的话题，在理论追求上，也能够赋予其全球价值。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公共行政研究者首先需要拥有的就是这种意识，只有首先拥有了这种意识，才能担负起开拓人类社会治理未来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