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是世界无尽祸害的渊薮（5）

三、解构与重建的任务

行政学的研究必须提炼出行政文化的全部精华：其一，人类行政管理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进，现代公共行政是作为长期的历史演进的结果而出现的，凝聚了人类行政管理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行政管理之间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共通的行政管理文化，这种文化既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联系，又有着全球的统合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行政学的研究需要对这一文化进行总结、提升和作出明确系统的阐释。其二，行政学还需要根据人类社会正在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历史现实，自觉地建构起能够适应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需要的文化体系，将其加予政府及其行政管理过程。特别是要对于行政管理中的公共精神进行刷新，使其在公共行政的变革过程中发挥引导的作用。其三，在现代公共行政效率文化的基础上探寻全面理性即实践理性文化的建构途径，扩展行政文化的科学内涵，使其与伦理精神相融合，形成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相统一的行政文化。

法默尔通过对西蒙的《行政行为》进行解构的例子来阐述后现代性的解构原则，他所形成的结论是：“西蒙的《行政行为》是坚固地建立在现代性的框架上的，因而把现实原则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他所关心的是促进现实的生产，以理性的方式将手段和目的结合在一起，以获得实际的结果。他的指涉对象就是现实;他就处于现实原则的范围之内。现在，后现代性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原则的终结。”[17] 当然，对于解构解构者的再解构追求来说，导向对现实原则的否定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合乎现代性的逻辑的。但是，当我们审视现代性的时候，即使我们把已有的公共行政理论全部抛弃了，而现实性的原则还是要保留下来的。近代以来的科学只是科学史的低级阶段，它不是科学的全部，它的实证主义的形式更是它不甚光鲜的一个面相，我们的工作只是将已有的科学作为一个起点，加以超越，而不是全盘否定。所以，我们怀有的依然是科学态度而不是游戏心境，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是从现实出发，然后再返回现实。对既存科学的超越，只是对它把握现实的片面化的超越，所要实现的是更全面、更准确的综合性和总体性的把握。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决不意味着对实证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相反，我们恰恰需要对实证主义研究所具有的全部优势作出充分的评估，才能超越它。只有抱着这样的心态去阅读《行政行为》，才能理解它所代表的这一整个时代的行政学理论是积极的和有价值的，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的学术成就。唯有如此，对它的解构才能结出丰硕成果。

后现代主义作为研究对象的是那些用来观察和理解“事实”的理论。比如，从它的提问方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何谓我的眼镜的本质向我透露了我通过它们来构建的世界的本质?何谓它向我透露了我‘必须’通过它们来构建的世界的本质?如果我要更换镜片……结果又会如何?我的眼镜看起来像是什么?如果……我更换‘我用于看我使用的眼镜的眼镜去看世界’，我的眼镜看起来像是什么?将这一系列的提问依次作一个转译，可得出：公共行政理论的本质能就那已经构成的公共行政事实的本质向我们说些什么?如果我们从一套公共行政理论转向另一套公共行政理论，结果又会如何?公共行政理论看起来像是什么?而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又像是什么?”[18] 这种研究方法可能是出于避免知识论的真理陷阱之需要，因为，现代社会科学中的技术主义基本上都是源于知识论的。后现代主义这样做可能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是，逃避“事实”而转向对理论自身的一种不顾“事实”是什么样子的纯粹理论审查，如何能对“事实”的改造和建构发挥作用呢?的确，到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理论纷呈、莫衷一是的状况令人对理论产生厌倦。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历史的视角，就会看到这种理论上的纷乱现象其实是可以分别旋转在历史纵轴的不同位置上的，它们并不是在逻辑上可以在同一时代中横列的。虽然都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产生的，但有些理论是陈旧的，甫一提出，就显得陈腐不堪;有的理论是对现实的直观反映，力求从事实出发而直接提出解决方案;而有的理论则是从当下的事实中去发现走向未来的趋势，试图在面向未来的建构中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也同时希望在这种超越中去解决作为事实的各种各样问题。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中，比如在公共行政这一领域，如果在历史的序列中去排列出不同的理论，能够让人回忆起的，往往是那些关于公共行政系统性思考的理论。它们中的每一个在提出的时候，都是出于当时的公共行政的理解和建构的需要，无论它的真理性状况如何，但在当时都是具有合理性的，是有价值的理论建构。历史序列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如此。所以，在我们的公共行政研究中，既使需要转换视角，也不应是向旧的理论的回归，而是根据公共行政新的“事实”创建新的理论，转变到新的理论视角上来。只有这样，解构才能转化为积极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