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是世界无尽祸害的渊薮（4）

当然，我们的公共行政研究时日尚短，在许多问题上，我们还有着熟悉公共行政的基本知识和原理的任务，西方国家在20世纪公共行政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都需要我们加以进一步地消化和吸收。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我们应试图理解和鉴赏他人的思想和体验，这将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发展道路，从而提升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和改进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14]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开放的心胸。对于中国的行政学者而言，首先需要以开放的心胸面对世界各国的思想、理论和经验，同时，也需要以开放的心胸面对那些基于中国实际的思考。狭隘的孤芳自赏只能缚住自己的手脚，既无益于中国公共行政科学的发展，也无益于自我的进取。在中国公共行政本土化的道路上，任何排斥国外进步思想和积极经验以及任何无视本国学者已经取得的有益成果的做法，都是无益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公共行政研究是服务于政府的，是希望为政府的社会治理行动提供可行的指导方案。显然，政府在一个国家中所扮演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每一项行为选择都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政治生活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并不意味着对霸权的接受和屈服，也不意味着必然生成一种智力依附。的确，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的这个世界，是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发达国家总是居高凌下地把其创造(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准备使用)的东西硬塞给他们所认为的后发展国家，其目的是为了取得对他所拥有的霸权的认同，而且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智力依附。如果考虑到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立即就看到，在某种意义上，发生在后发展国家中的反复无常和动荡不定是西方霸权所制造出来的。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鉴于西方在经济、军事和科学领域的霸权地位，长远趋势预示着这些国这在本土实战或本国叙事的维护上的病态。要理解霸权文化强迫的效果，我们没有必要舍近求远。一个有力的例子是印弟安土著社区在北美的命运与现状，尤其是在美国。经过了一些调整的类似的故事则见之于中南美洲(在独立后)的发展中——在那里(关注个人财产权)的自由程序主义的辞令经常被用来腐蚀和瓦解土著社区。”[15] 更不用说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施展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武力干预。

霸权就是世界无尽祸害的渊薮。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冷战后的单极世界中，这种霸权肆无忌惮地横行，无需理由地任意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始终存在着对西方霸权的欢迎和排斥两种意见，以至于西方霸权尚未表现出对它的关注时，它本身就已经打开了“内战”。鉴于此，公共行政的研究定位于对西方国家经验的学习和借鉴是不够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极易走上一条对西方话语霸权加以认同的道路，极易生成智力依附，以至于放弃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而是用西方话语叙述本国的事情，用西方的理论剪裁本国的实际。但这决不意味着另一条道路就是可行的，那就是在与西方话语对立的意义上倡导本土化。即便是提出一种与西方话语平行意义上的独立建构，也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是整个世界面对的共同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谁也不对这类问题的解决有优先权，更不用说垄断权了。面对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问题，每一个学者都可以通过独立自主的创新而为人类作出贡献。

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一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期中，“我们应该积极地利用出现的机遇，来进行尝试和探索，而不是藏匿在意识形态之中，或是在价值的绝对性之中进行正面的角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卓有成效地对各种挑战作出回应。”[16] 当西方国家批评你的政治不民主的时候，你极力去论证自己如何民主，或声言处在民主化进程中;当西方国家批评你存在“人权问题”时，你反唇相讥，去极力证明自己比批评者的人权状况更好……所有这些“在价值的绝对性之中进行正面的角逐”，对于迎接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挑战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无聊之举。这不是具有科学价值的本土化做法，反而恰恰是屈服于西方话语霸权的一种表现，是用对立的方式所表达出来的一种话语上的屈服。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正确的科学研究取向是直面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加以解决。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超越，可以看作是在“本土化”的论题中所作的文章，也可以说是对本土化要求的超越。比如，中国公共行政研究中所提出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课题，就不能简单地视为公共行政本土化的表现，而是站在人类社会治理从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的宏观视野中提出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