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奈格里：我的思想还在马克思的传统里（3）

“诸众：一个新的反抗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谈谈您近期在研究的“诸众”概念。

奈格里：在当代世界，“生产”成为一种普遍的、共同的行动。按照福柯的理论，自18世纪末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在资本主义世界，人的身体和思想受到了双重束缚。一方面，个人被个体化、去主体化，被迫接受规训的专制，因此个人就成为一个与世界分离的个体，一个隔离的、孤独的存在。另一方面，权力的转折把所有个体结合在一起，转化为无名的、标准化的、同时具有很大生产能力的群众。换言之，个人成为生产链里的齿轮，于是在一方面有个人的去主体化，在另一方面有标准化、正规化的生产，我认为这就是产业资本主义对个体的双重束缚。

资本主义模式的变化不仅仅鼓舞了新的权力机制，而且为对抗性斗争开辟了新路。在《帝国》一书中，我和该书另一作者、我的学生哈特认为，资本主义陷入一种悖论状态：它需要的力量就是能颠倒它自身秩序的力量，无产者的大脑和身体已经不是从事生产的麻木工具，而成为针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武器。

“诸众”存在于“大都市”中。我和哈特合著的《大同世界》一书想提出的问题是，“诸众”是如何构成的？其实，诸众是一个主体，在解放的政治条件下，诸众是一个由欲望、语言、斗争实践以及理论等构成的实际主体。我们应该致力于建设一个另类的世界，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最近谈到奥巴马政府“救市”计划是失败的，从目标未达成这一点看，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是一次失败的反抗案例。但您为什么说，这次占领运动同时也可以作为“诸众”反抗的理想的研究模型？

奈格里：奥巴马的措施必然失败，因为他的措施来自凯恩斯主义的传统，这一做法能够发挥效果的条件是，必须有工会和劳工斗争的存在。因为没有工会和工人运动，奥巴马的措施就必然会导致很大的贫富差异。这种情况下，工人不能向国家寻求帮助，而应该探索一种反向权力（counter-power）。可能在美国很困难，在欧洲相对容易一些。

“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大的不足是没有领袖的组织，没有建构反向权力——这不仅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权力。运动没有考虑权力这个维度，所以失败了。美国的媒体还将“占领华尔街”和茶党联系起来，构建起一种双重极端主义的观点，从而解构了占领运动的力量。

事实上，完全自发的运动不能获得成就。运动需要领袖，什么样的领袖呢？主流媒体和政府，一旦发现新的运动，就开始寻找他们的领袖，并通过领袖来控制行动。这样的领袖权肯定是不对的。领袖不应该是有发言权的人，应该是把不同的活动和不同的力量组合起来的角色，如女权主义者、工人、种族、民族相关运动，要把这些不同的主体组织起来。真正的领袖不要怕权力。我们要争取权力，这里适用马基雅维利的理论。

社会运动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构造反向权力。其最重要的斗争场所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里可以把伦理和政治这两个不同的方面联合在一起，如果二者能结合，就有望建立反向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