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深化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力量结构、政策制度改革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化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力量结构、政策制度等方面改革，加快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我们在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许会想，既然四中全会是围绕依法治国这个主题，那么军队部分也应当是就法治建设展开，为什么首先突出强调的是指挥体制、力量结构与政策制度方面的改革呢？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巨大变革，这种变革来自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我军正在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迈进，这决定了必须适应变革，从体制制度上进行新设计，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军队改革确立起来的重大任务。

可以说，要实现强军目标，军队必须改革。而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迫切需要解决大量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改革任务艰巨复杂。军队是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国家政权的基石，军队的特殊性决定了军队改革必须要积极稳妥，出不得半点差错，这也是军队改革与其它领域改革最为显著的区别。比如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大胆试，不行再改回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则需要更稳妥。如何保证积极稳妥？最根本的就是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这也正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到国防和军队改革时首先强调的。

这要求在三个方面深化认识：

第一，法治的整体性、科学性优势，能有效解决军队改革中容易出现的各自为政、资源浪费等问题，降低改革成本

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在需要和投入仍然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必须用好每一个铜板”，这就决定了军队改革必须把成本降低到最低程度。在这方面，我军是走过一些弯路的，教训也不少。比如，前几年军队强调信息化建设，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标准、法规，结果各个部队一拥而上，上至军区、军兵种部队，下至旅团甚至营连，都在搞信息化，热情很高，花了不少钱，也出了一些成果，但结果怎样？真正上了训练场、演习场，各个单位的标准、设备都不一样，信息根本联不起来，如果是上战场的话，其后果是不敢想像的。为什么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后，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显然是体制制度上滞后，再往深处挖，又与体制制度不够科学有关，这就涉及到法治。

第二，法治的权威性、稳定性优势，能有效解决军队改革中的短期行为、随意决策等问题，防止改革出现重大失误

军队使命任务的特殊性决定了改革必须把风险降到最低，不能出现重大失误，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习主席在讲话中多次批评“新官不理旧账”、“新官上任三把火”等现象，提出领导干部要有正确的政绩观，“传好事业的接力棒”，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胸和气度。习主席的讲话实质就是要克服改革和建设中的短期行为。军队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决不能搞短期行为和随意决策，解决这个问题，也必须靠法治。如果没有法治，改革中就可能出现“一个将军一道令、一个和尚一本经”，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改成什么样就改成什么样，其结果只会有一个，那就是改革成本畸高，甚至走向失败。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必须走法治道路。

第三，法治的强制性优势，能有效解决改革中“硬骨头”难啃的问题，排除改革阻力和干扰

军队改革与国家改革一样，已经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正如习主席所说，“好改的都已经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如何才能打好攻坚战，肯好硬骨头？根本出路还是法治。回顾一下历史，这一点更清楚。去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入反思，其间达成的共识之一，是甲午战争并不是中日军队主要不是装备上的差距，而是军事制度、指挥体制等方面的差距。其实，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两国军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日本是明治维新，中国是洋务运动，但区别在于：日本明治天皇通过内阁立法强力推进改革，打破各种干扰和阻力，成功移植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军事制度、编制体制、指挥体制等；而中国的洋务运动虽然购买了大批先进武器装备，但由于利益集团的巨大干扰和阻力，在军事体制方面的改革却基本迟滞不前。战争的结果，中国战败，从此中华民族陷入了百年的苦难。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进程中，我们决不能再犯同一个错误，我们必须走法治道路，保证更快更好地实现强军目标。